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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林则徐、魏源等人当时的认识水平，他们不可能认识到鸦片战争所体现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国的失败，并非只是军事上的，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失败。他们只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物质技术的层面上接纳西方文明。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传统的先王之道始终是优于西方文化的。魏源认为，西方天主教“福音诸书，无一言及‘明心之方’、修道之事”
，①远不如中国圣贤之书有伦理价值。而且，在魏源看来，中国不如西方，只在物质技术方面，而西方不如中国，则在关系人生修为的道义方面。可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体用论者，后来洋务派所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发源于此。
①《海国图志》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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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新儒学批判
洋务派是一些将林、魏主张付诸实践的有识之士。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提出一套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他们接纳西学，举办洋务，广泛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同时设译书局，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就。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视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又必须看到，洋务派虽然主张接纳西学，比起倭仁等顽固的卫道者来，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充满着旧时代的滞气，头顶上仍然罩着一片传统文化的阴影。对他们来说，兴办洋务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是确保专制主义王朝的安稳，二是确保孔孟之学的香火不绝。张之洞是洋务派文化主张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思想深处，兴办洋务只是手段，保国保教才是目的。辜鸿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
①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问题绝非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主张所能解决。而且，文化传播的规律也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现时代很难说是“体”与“用”的关系。
“用”之于“体”
，则“体”必变，其结果势必是旧“体”的死亡和新“体”的降生。另一方面，旧“体”之尚存，则新“用”之难附，其结果又势必是“用”之不当和失去“用”的意义。二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国亦未富，兵亦未强。海防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颐和园，北洋水师只是李鸿章手里的一张牌，以
①《张文襄慕府纪闻。清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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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
确保自己在清王朝的政治地位。
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又一次吃了大败仗。
《马关条约》给国人带来的耻辱一点也不比《南京条约》少。尤其使中国士大夫们震惊的是，战争的敌方，不是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岛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很多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当中国第一次遭受英国大炮轰击的时候，日本甚至比中国还落后许多。然而，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日本竟然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从中国的学生发展到中国的敌手，最后竟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受尽屈辱，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的结局，无疑宣告仅注重器物层面的洋务救国之梦的破灭。
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绝对不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方面动些手术。
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开眼看西方，而且还要开眼看日本。日本的突起，不正是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吗？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只能学其皮毛；变而再学，或学变并举，才可学其根本。
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就是这些进步的文化人的集中代表。
他们认为，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
的思想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由此，他们主张中西揉合，新旧并举。具体说即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这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张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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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新儒学批判
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康、梁的戊戌变法于救亡图存方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性质的政治事件。但是，两个变法，两种结果。明治维新把一个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级的富强国家之列，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迹和现代中国人为之的深长叹息。
康、梁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必然的命运。如果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很难说这次变法就会以它实际的结局那样为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假若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这次变法难道就会成功？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康、梁变法的失败绝非偶然所致，而是内含着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第一，变法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帝党与后党之争，表面看来为权力之争，但在对待维新的态度上，实则为两种文化之争。
面对维新事业的发展，顽固派群起而攻之，视维新为动乱，为大害。
他们惊呼：“舍名教纲常。
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
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立，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①第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虽然意图移植西方政治与经济，但由于孔孟之学根基太深，不得不借复古以维新，借旧瓶装新酒。康有为甚至以中国的马丁。路德自居，将孔子改铸为维新变法的“教主”。这种托古改制的做法，一方面
①《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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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１
说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与孔门道统脱不了脐缘，另一方面又依然给孔门道统以合法的思想主导地位，从而给顽固派用孔门道统反对维新的做法以合理合法的权力。
如果说１９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一批来自传统文化堡垒里的新旧参半的士大夫的话，那么，２０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是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薰陶过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既反对“中体西用”和“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也反对“托古改制”这一旧瓶装新酒的古老形式。他们不要孔孟之学，不要祖宗之法，而是公开地用“欧洲思潮”来改造中国社会，把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视为楷模，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社会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
不用说，孙中山等人比起洋务派和维新派来，视野要开拓得多，身上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轻得多。
因而，他们能够推翻清廷，从形式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孙中山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革命，但在重建中国政治时，却显得温文尔雅，一身的书生气。他试图在短时期内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幻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他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又企望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端。这种不切实际而又相互矛盾的天真想法，直接导致了他的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主义旨在排斥满清皇族；民权主义旨在推翻君主专制改体；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里是这样解释的：“文明之福祉，国民平均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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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新儒学批判
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以看出，三民主义的三项内容并非配套，平均地权直接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合。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就是发展私人资本，允许不平等的存在。如果以平均的原则来处理社会财产，那么就势必建立起一种具有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
而这种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在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只能是旧式的或改装过的封建王朝，而不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充分地表明了孙中山一代革命家尽管信仰欧美的民主政治，但事实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体系并不十分了解，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之根仍然扎在中国旧文化的土壤里。正如汪澍白先生所言：孙中山虽然自幼在海外接受西式教育，但他讲解三民主义，仍力图归宗于儒家文化。
①海外学者徐复观说得更为切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仅从政治、社会方面来说，他实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开出了以世界为规模的中庸之道。”
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形式上结束了旧式的封建王
①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②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