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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的介入最终使金融形态一锤定音，那就是神庙。
神是希腊城邦虚幻出的权威，既是城邦保护神，也是居民祖先，雅典的保护神则是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由于神庙的特殊地位，希腊人往往将存款放置于神庙。
智慧女神座下的弟子当然也很智慧，看着自己手头这么多钱，当然也想赚一些。于是，神庙开始利用手中的存款向商人贷款。
雅典人对雅典娜一向很敬仰，既然雅典娜能做，人当然也能做，金融商开始不满足于汇兑中存留的那点存款，比较牛或者很牛的金融商开始向公众吸收存款，顺便发明了土地抵押贷款、房地产信贷、海洋信贷，甚至在战争中贷款给国家、城市……
今天，我们把金融商这种行为称之为“信贷融资”。
据说当时雅典最大的金融商帕西翁掌握着几家汇兑银行，他的财产已经有400个塔兰特，每塔兰特约合现在40公斤黄金的价值。按现在的黄金价格，400塔兰特大概是雅典极盛时期财政收入的1/3，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银行和金融商给雅典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便利、外汇结算、战时物资，更多的是财富观念的改变。
遗憾的是，任何事情都要分两面来看……
随着三四等公民大量参与海事贷款，海事活动冲击了雅典人的本土意识，航行给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能容纳更多的异端和商业创新——只要有利于赚钱，商业文化的个性精神逐步替代了雅典家族主义。
结果却是相当不幸的：雅典战士以公民为主，当公民热衷于海外探险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以货币支付战争成本，于是，雇佣兵登上了雅典历史舞台。
此时，雅典娜的光芒便不再神圣，因为，战士的责任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当神的光环对雅典人失去约束，雅典便迅速蜕变为一个蝇营狗苟之所，加之战后雅典城曾流行瘟疫，及时行乐就成为雅典公民的一种时尚。
无论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是否正义，公民这种道德蜕变给雅典带来了永久的伤害。随着公民这种城邦荣誉感的消失，战争决策规则很快也被破坏，公民之间的妥协、退让能力逐步弱化，战争决策机构往往蜕变为各级公民争吵的场所。在西西里决战之前，雅典当局居然诏令最高统帅回城受审，直接导致主将临阵叛逃，最终输掉了西西里战争。
雇佣军没能抵挡住斯巴达巨盾方阵，雅典也由于内部分裂损失了海军主力，最终丧失称霸希腊的实力。尽管战争后期，执政官已经意识到战争和海事活动导致公民道德沦丧，开始试图以怀柔政策团结盟邦和公民。然而，社会道德沉沦会遵从一种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建立一种美德和良好的公民道德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努力。一旦毁灭，又如何能在数年、数十年内重建？
50年后，失去了光荣与梦想的古希腊文明被罗马铁骑征服，之后，西欧便进入了一个铁血时代……
罗马的债务奴隶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据说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废除了氏族首领制度（即“王”，所谓“王政”），奠基共和。由此，古罗马和雅典一样，在神坛上被很多人顶礼膜拜，成为共和民主的祖先。
这种想法是相当无聊的。
如果把罗马民主共和制搬到美国，会被人骂死的：既没有人人平等，更不会天赋人权，甚至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而是奴隶。把“雅典—罗马”说成西方当代民主的祖先，颇类似于阿Q老兄大言不惭“老子祖上曾经阔过”。
公元前509年确实是罗马共和国的开端，其实这一年也仅是推翻了罗马原始氏族统治。之后，这座从七个山丘家底发展起来的城邦实在太小，贵族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就建立了一种凡事商量着来的体制。
与雅典公民类似，古罗马共和国也按财产将公民划为5个等级，不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权力，财产多的公民权力大。还有一条，财产多的公民义务也重。比如兵役，随着公民等级下降，服兵役的人数也逐渐减少。
罗马公民服兵役，并非有先进的社会责任意识，战争是古罗马公民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战士才能发财。因为，罗马人发家致富的途径比较特殊——抢劫。在战士的脑子里，战争就是发财。
没仗打，没财发，这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权责体制。
有人说：富人可以雇佣穷人去拼命，抢回来的财富和奴隶属于富人，好不容易有这么多钱，应该先享受，打仗搞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
在赤裸裸的抢劫中，最稀缺的资源是暴力，如同今天你很缺钱一样。谁拥有暴力，谁就可以占有财富。
所以，雇人抢劫是绝对不行的，能抢来，就不会给你！
怎么样才能拥有暴力呢？
很简单，你得先有钱。
古罗马战士需要自带装备。出身于平民的农夫叫做“枪兵”，类似于“帝国时代”里的“长戟兵”，就是拿着一根标枪，还是变卖家当才换来的；贵族战士叫做“殿兵”，武器是重标枪、大盾和高卢长剑。
这些东西，没钱你是绝对弄不来的。
没钱，就只能当枪兵。
枪兵的职责，是在第一线当靶子，扰乱敌人队形，被杀；殿兵的职责，是躲在枪兵后面击溃敌人，杀完人再抢劫。
枪兵没有战功，意味着没抢到钱、土地和奴隶，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很多平民背负着发财的梦想走向战场，回来的时候却背了一屁股债。罗马债主显然不够厚道，完全没有意识到平民战士除了没发财外，最起码给罗马军队捧了人场，他们将债务平民，当然也是战士变卖为奴隶，甚至卖到外邦（这个场景在雅典“六一农”中依稀曾见）。
平民很愤怒，比愤怒更骇人的是这些平民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结果是很多平民选择了与债主同归于尽。
这很不利于社会稳定，可以断定。
公元前494年，当时古罗马的头——执政官叫做塞维利乌斯，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债主扣押平民战士为奴隶，也不准占有他们的土地。虽然塞维利乌斯没有废除平民战士债务，但这个命令真执行下来，估计没什么人会还债了。大家心知肚明，历任执政官对此都不是很认真，不过，起码在名义上没有人敢不承认这个法令，也算是给平民战士一个精神鼓励奖。
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共和国开始与迦太基死磕，但就在战时，罗马新任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居然公开拒绝执行这个法令。公民战士愤怒了——我拼命来打仗，你却在背后黑人，名义上的东西你都不想认账。
不干了，大家集体辞职，准备离开罗马。
后果很严重，迦太基人的马队就在罗马城边上，没有枪兵扰乱敌人，殿兵也不可能单独作战。
面对威胁，古罗马贵族向平民低头。本来，生存才是最大的法律，也是更大的社会契约。元老院终于公布了一项法律：“除犯有罪行等待交付罚款者外，不得拘留任何人或施以镣铐枷锁；债务人应以物品而不是以人作为借款之抵押品”。
公元前451年，保民官创立了《十二表法》，规定不得以债务为由将士兵沦为奴隶。
我们说过，罗马执政官很忙，天天在外面抢劫，显然没有工夫听贵族聒噪。《十二表法》给了执政官启迪，有什么事情，就按法律办，世界法律的鼻祖——罗马法诞生了。
这是一种内聚传统，在罗马此后的领土扩张中，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统治各行省，就如同古罗马铁骑军规。
无论从哪个角度，罗马法律对后世金融体制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法律都属于罗马法系。没有罗马法系，就没有欧洲后世的经济繁荣，更不会出现银行、股票、有限责任等一系列决定性事件。
因为，罗马法确定了两个经济进程中最关键的概念：“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这两个概念是当代金融的灵魂。此时，罗马处于奴隶社会，所谓私有财产、自由权也就是针对个把奴隶主，至于奴隶，他们本身就是财产，如何会有财产权？
古代人类有很多法律，不是每一个法律都能流传至今。罗马法得以流传，绝不是因为条款合理，这些法律都是相当的野蛮，大部分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习惯，如债权人可以瓜分债务人躯体和土地（平民战士除外）。而是因为自罗马法起，法律才有了独立精神：法律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程序，不经审判，不得定人罪责；要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便必须有某种特定的行为，一经法庭确认，就是必须执行的法定权责。
所以，法律才如此神圣！
手中有钱，心中无剑
与希腊文明相比，罗马还很落后。一个长期以耕战为底蕴的民族，骤然接触到开化文明（看到优雅的戏剧，使用精美的陶器，畅饮甘醇的美酒……），就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
文明与钱，如同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招式”与“内功”，罗马共和国只是也只能是“心中无剑，手中有钱”……
抢劫，是一份很有前途和钱途的职业。
一个人，抢劫一次并不难，难的是抢劫一辈子。
一个民族，以抢劫为生也不少见，少见的是数百年如一日，一个庞大的国家代代以抢劫为经济支柱。
古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实在怨不得古罗马人，因为南欧临海。临海的结果，就是土地都是盐碱滩，压根就种不出什么粮食来，根本不是欧洲历史里吹嘘的“自然环境优越”。
以前，这个问题雅典人也遇到过，雅典人的方式是做贸易。现在，罗马人的方式是抢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被直接划为奴隶，财产理所当然归抢劫者所有。
共和国后期，罗马铁骑已经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叙利亚、马其顿和古希腊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