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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朱德指着信末尾的日期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这 里向下挑；‘目’字，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大声说：“哎呀，朱老总，原来我认为你是个很粗的人，想不到你这么细。”从此，朱毛彼此更加信任、亲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许多人都不是AB团分子，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名誉。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信以为真，这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也有个经验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AB团分子。 打AB团扩大化，开始是李韶九，后来是王明冒险主义执行者。毛泽东对此是很慎重的。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1930年斯大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之流是莫斯科的应声虫，说中国也有托陈取消派，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看来，抓托派全是捕风捉影。他们为什么抓郭化若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郭化若写的一封信，但内容是一般的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郭化若是“托派”。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可当作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郭化若是“混进党内”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轻的。只是当时红校有位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拱之对郭很了解，在莫斯科就认识，她认为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打成托派是错误的。她不仅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郭的活动，而且还向郭化若透露王明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情。这就使王明的代理人很恼火，开除了她的党籍。这位正义凛然的女性，虽然后来党籍得到了恢复，但建国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瘫痪了，在病床上躺了27年，于1972年与世长辞。
郭化若从方面军的代参谋长到红大的教员，又被开除了党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想到毛泽东说的要经得起考验，又振作起精神。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1927年12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人井冈山不久，就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4军后，扩大了教导队，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1年6月22日，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办好红军学校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的几个红军学校都办不成器，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政指挥人才。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还强调“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郭化若把去红校任教当作是执行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去完成。他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补习文化。当时红校的校长何长工也把郭化若当教学骨干，让他在红校教学中发挥作用，缺什么课就叫他教什么课，他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射击等课程。后来办了高级干部班，又让他教高级班。1933年冬，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郭化若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从此他潜心钻研，逐步成了军事教育专家。红军学校的条件虽然极为艰苦，但教员和学员的工作学习积极性都很高。正课时间教学活动很紧张，课余时间开荒种菜，蔬菜基本上做到半自给。第五次反“围剿”时，有的学员几个月甚至半年不领津贴费，不少教员或学员每天节约2至4两米，支持战争。教员的工作虽说是繁重、枯燥、单调，但看到一批批学员毕业时精神焕发地走上前线，内心感到莫大安慰。郭化若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创办各种军事、政治学校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运用办学形式培养人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记住毛泽东关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的临别赠言，一心一意扑在军事教学工作上。
一七、毛泽东上东华山养病
1932年7月间，蒋介石调动50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同时对中央根据地进行防御性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正在信丰、南雄边境一带休整并筹款。苏区中央局7月15日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规定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三军团一个军团能乘机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这当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
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红军应先攻打守军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道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经实地考察，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7月25日以周、毛、 朱的名义致电中央局，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同时向中央局提出“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为总政委”的建议。
8月初，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开了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也召开了兴国会议。中央局经过争论，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并决定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前方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
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随后全方面军从兴国、于都两地开拔，到达乐安附近。
8月1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进攻乐安、宜黄的命令，17日中午，攻克乐安，20日夜攻下宜黄，22日向东进攻，23日占领南丰，三战皆捷，取得很大战果。
8月24日，红军进抵南城近郊，按原计划应攻打南城，但这时发现敌人已集中3个师17个团兵力在此固守，对红军攻城不利，毛泽东等前方军事领导人主张改变计划，放弃打南城，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及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为目前行动方针。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南城内外险要工事硬攻未易得手，决改为暂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工作几天”。但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改变计划，认为“主力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而以小部或独立师留在南城方面以迷惑敌人。”他们下达了一系列冒险主义的指示，造成红军许多被动。周、毛、朱虽一再打电报陈明情况并要求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直到9月26日后方中央局仍不同意变更计划，也不同意举行中央局会议。
为了革命利益，前方军事领导人决定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再向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
《训令》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四次“围剿” 的策略，是以优势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对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积极准备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尽快向中央苏区实行大举进攻。中央工农红军为要造成粉碎反革命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要消灭敌人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为了有把握地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战场。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1师为掩护部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和训练。军团要组织“参谋旅行团”，担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并将所到的地方制成书面报告或图表呈报给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
《训令》把反“围剿”的正确战略具体化了，勾画出了反“围剿”的战争蓝图，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基本上是按这一蓝图展开的。但是后方中央局坚决不同意这个《训令》，认为“完全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部署”。并突然决定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借《训令》发难。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州举行会议，以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为名，“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攻打赣州本来是错误的，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