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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
张爱玲和曹雪芹之间的差距，是林黛玉和刘姥姥之间的差距。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在用林黛玉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唯美，精细，眼里容不得沙子，有什么经得起这样的打量？所以她常常伤感、尴尬、耿耿于怀，大不自在。
突然冒出一个打秋风的刘姥姥，认低伏小地弓着腰，皱纹纵横的脸上是卑微的笑，明知被人恶搞仍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配合到底，只为一点点残羹冷炙—你们拔根寒毛比我们大腿还粗呢！粗鄙得连凤姐都听不下去。
林黛玉鄙夷地称之为“母蝗虫”，高洁的她看不上刘姥姥的猥琐，可是，刘姥姥哪有资本像她那样高洁？躲不开的尘土，避不开的风雨，到处都是虱子和臭虫，这就是现实“浊世”，没有一个幽篁深处的“潇湘馆”给刘姥姥们隐身，她发现了虱子也没有搬家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将自我哀怜当成无用的盲肠割弃，选择与虱子们共生共存，把虱子的出现当成生活的常态，它还能给你带来困扰吗？
那年五祖让诸门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恼了几日，在粉壁上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说凡所有相，便是虚妄，这个偈子还在门外，没有到门里。
=》文《=那个被打发在后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
=》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将衣钵传给了他。
=》屋《=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曰，心不随境转，得大自在。张爱玲像林黛玉一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东躲西藏，坚壁清野，导致的后果是，越发感觉虱子的存在，那些虱子其实是驻扎在她心里，连医生都对她的“虱子说”将信将疑。
1995年9月初，张爱玲感觉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于是把重要资料放进手提包里，留在门边—她永远有这样的理性。一日，她在睡梦中辞世，遗体几天后被发现，这之前她已经写好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开追悼会也不立纪念碑，如此，方是真的干净了吧？但容我再补一句，只要心中存着干净的念头，便无法得到真正的干净，好在，生命解决不了的，可以交给死亡解决，她紧张的、有着无限禁忌的一生，终于安然，得大自在。
05 炎樱：有一种友谊，只能共青春
像张爱玲和炎樱这种友谊，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沧桑的。年轻的时候，元气沛然，忽略那百孔千疮，踮起脚尖，去够那像月亮一样的，生命本身的喜悦，而中年之后，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让你不能够多承担一点点。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张爱玲写炎樱。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作为一个文艺小青年，我当即为这句话倾倒，再朝下看，这位炎樱妙语如珠，她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带来的欢喜，却也道尽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调皮的时候，在报摊上翻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她说：“谢谢你！”她毫不客气地回答：“不用谢！”
她去犹太人的店里买东西，讨价还价，把钱包翻给老板看，说：“你看，没有了，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张爱玲写道：“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色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几句话，描绘出一个慧黠、灵动、神采飞扬的女孩，在张爱玲那些满目疮痍的小说进入我的视野之前，惊艳现身。然后才知道，这位炎樱，又名獏梦，即吃梦的小兽，这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可见对她的爱。她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色·戒》里描述的那个珠宝店，就是炎樱父亲的家业。她母亲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国血统，她在香港大学与张爱玲同窗，在张爱玲的早年生活里，炎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张爱玲的散文《气短情长及其他》里有她。
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獏梦低声加了一句：“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獏梦说：“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点儿，但刻薄得机智又幽默。而在《双声》里，她和张爱玲从俄罗斯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谈到死去时要穿什么样的礼服，两人灵感频发，显见得是无须多言却又言之不尽的灵魂伴侣。张爱玲的《传奇》再版时，炎樱给她画封面：“象（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象（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象（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象（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
“震慑”和“心甘情愿”，都是用得很重的词。
虽然她也写到两人吃蛋糕时各自付账，且为乘三轮车的费用争执不已，但那种薄嗔更像闺密之间“晒友情”，唇枪舌剑间透着没拿对方当外人的亲昵。
正因如此，张爱玲20世纪90年代创作、本世纪才问世的《小团圆》里，关于炎樱的文字是最让我产生违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书，张爱玲一路写下去，见佛灭佛，见魔灭魔，从父母到姑姑、弟弟，连她自己，一个都不放过。但别的人的阴暗面，在以前的文章里尚有伏笔，唯独炎樱，她在小说里称为“比比”的这个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战时差点儿被炸死，劫后余生的盛九莉想：“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
对于好友的死也不会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乐到没心没肺的地步。但她同时又是高姿态的，姑姑对盛九莉说，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装异服，她自己的衣服并不怪。盛九莉知道这是因为比比个子不高，又一直有发胖的趋势，不适合做太时髦的装扮，但比比才不会说这样自我贬损的话，只是说盛九莉“苍白退缩，需要引人注意”。像是好友之间的打趣，但说的人有几分是真心，听的人也明白她有几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里。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态的理由，她漂亮活泼，追求者甚众，她对追求者很有一套，对于严肃的她会挑逗，对于热络的，她会特意庄重，像是钱锺书在《围城》里说的，她握着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她从不夸别人漂亮，说起别的女孩她总是做倒了胃口状，虽然因为个子矮、腿短，让个高腿长的张爱玲碰到她的腿时很不适应，但她对盛九莉青里泛紫的长腿也很反感，觉得像“死人肉”。
这个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现实，善于货比三家，奉行失节事小吃亏事大，这使得她有时还有一丝丝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会不会掉色。
在《小团圆》中，炎樱从快乐的吃梦的小兽，还原成了一个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们在邻居家就能见到，张爱玲和炎樱的各种芥蒂因此无遮拦地铺展开来，写《小团圆》时，张爱玲和炎樱已疏于联系。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与炎樱汇合，以为是赴美的快捷路径，三个月后无功而返。但炎樱在日本显然过得不错，张爱玲曾对她后来的知己邝文美说：“无论谁把金钱看得重，或者被金钱冲昏了头—即使不是自己的钱，只要经过自己的手就觉得很得意，如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所以看见一两个把金钱看得不太重的人，我总觉得诧异，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不是在赞美邝文美，但她口口声声能理解的同时，隐约亦有不以为然，拿自己打底，不过是给予更辛辣的讽刺。这也可以看出两人主场的变换，早年在中国，炎樱仰仗张爱玲得以结识苏青、纪弦、池田笃纪等人，在给朋友的信里，炎樱描述张爱玲的风光，说：“你真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连外国人都上前求签名。炎樱因此也有了作家梦，并且当真试作了几篇小文，张爱玲热心地帮她翻译成中文。
但随着张爱玲远离故土，一时不为人所知，生活能力又差，昔日风光日渐式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炎樱都比她更能找到感觉，炎樱一到日本就有船主求婚，在纽约，也是倚仗她的人际关系，张爱玲才得以进入救世军办的贫民救济所。两人还走动着，炎樱陪张爱玲去看胡适，之后她到外面打听了一下，回来对张爱玲说：“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境遇的转换，使得炎樱原本就有的高姿态更加凸显，张爱玲对她原本就有的不满也随之水涨船高。我们不能说，张爱玲那篇《同学少年都不贱》写的就是她们的故事，但可以想见，同学飞黄腾达后的冷落，张爱玲一定深刻地感受过。何况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