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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 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 一笔巨额奖金。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 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 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 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 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 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 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 去办公，老是椎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 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 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 吴赓恕 4 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 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 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干 1940 年将书记长的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 任这一职务。一直到 1946 年 3 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 代理。到 1942 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 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 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从军统局支 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 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 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 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 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 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 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 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 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 1939 年陆 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 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 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 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 非去不可。”郑介民于 1939 年 9 月进陆大将官班，1940 年 4 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 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 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 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 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 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 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 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 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 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 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 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 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 全”的“儒将”。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 1940 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 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 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 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 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的。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 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 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 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 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 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 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 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 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 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 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 阔气。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 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 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 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 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 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 问。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
1940 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 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甫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的组织工作。他认 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 不满。他去视察时，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 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 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 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 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 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 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 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 日空军的密电。当时英方对这个工作组很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 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个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1942 年，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 10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 1942 年 1 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 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 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 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 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 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 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