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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处 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等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 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 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的指使下，不容分说一齐冲入中 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 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 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处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 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 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 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 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 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5 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 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 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中共住在北京饭店的 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 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 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七、八月间， 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 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能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而采取了种种监视 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 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处结束后才 停止活动。郑在军调处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他 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时，总说这问题 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 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 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 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 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 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 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 强应付一下场面。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 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 现。军调处工作结束，郑发表了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 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 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给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 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 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
1946 年 10 月 1 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 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 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 3 个 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 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 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 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 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 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 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 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 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 年 6 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 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 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 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 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 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 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 攻。这年 9 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 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 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 10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 事进攻，对在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 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 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 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 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 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 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 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 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 挥的。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 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 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 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 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 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 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 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 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 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 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 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 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 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 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 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 10 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 员，上下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 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 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 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 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 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 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