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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 �1957 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 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 进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 大计，均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 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 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 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 俱进”。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 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 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 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 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 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 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 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 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 终于尴尬下台。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年 4 月 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
郑为元任内，正逢 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 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 “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 3 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 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 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 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 “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 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 心血。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年 6 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 总”的权责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 适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 可延伸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 到“美丽岛事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 令人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 宅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 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
1981 年 11 月 25 日，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 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 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 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有违诺言呢？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 势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 “警总”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 1932 年 3 月，陈守山上任不 久频频与外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 动围剿陶百川的计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 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 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 5 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党外人士等问题时常波折 迭起，当局心目中，虽能肯定他在军方的”地位”，却无法让他放手一搏， 尤其在李亚苹事件处置不当，又被美国“将军”后，他似乎从公开场合中消 失了，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身”，也有人说他在“韬光养晦”以待晋升， 可是以陈守山所处地位而言，“有职无权”，正是具体写照。
附录二
神秘的“军事情报局”
据台湾有关资料披露，现制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是个新机构，它是 1985 年 7 月 1 日成立——由原来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及“国防部特 种情报室”合并而成。这两个机构合并时的“情报局”局长是汪希苓，中将 衔，而“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是张健人少将。合并后，第一任的“国防部军 事情报局”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张健人为副局长。不久，汪希苓因“江南案” 受囚，张健人则退休，继任局长是黄世忠中将。
“国防部情报局”乃是由“军统”系统演变面来，它的前身为“军统局” 和“保密局”，至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则是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 所成立。据说，曾任“警备总司令”、“参军长”的汪敬熙是第一任“国防 部特情室”主任。“情报局”与“特情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 都是“敌后情报作战”，分为两个机构的原因乃是以往情报特务“双轨制” 的传统所致，俾使其内部竞争，达到内部的制衡。但自两者合并之后，“军 事情报局”的权力已开始集中于“参谋总长”手上。
作战单位分为 9 处 目前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所在地仍是芝山岩老“国防部情报局”的旧址，其内部组织架构如下：（一）作战单位：主管均为少将衔。
（1）一处：政策规划以及总体情报作战计划。
（2） 处：情报研整与指导：研整之情报资料分别发送及呈阅“总统”、 “总长”、各军种。（3）三处：主管海外地区基地的发展、人事、作为、指导等。
（4）四处：“敌后”情报人员的发展与派遣。
（5）五处：主管“敌后武力”组织之发展。
（6）六处：主管心战策反及谋略。
（7）电子作战处：主管电波侦测、通讯截听、防制“匪波”、破解密码 等。“电子作战处”在台湾许多地方都设有军事情报专门电台。（8）交通中心：主管与“敌后”及海外基地的联络事项，包括联络办法的制定、通讯材料的送达、情报人员的进出等。
（9）情报研究室：主管专门作战计划之研究、情报资料之研整与汇编等。（二）行政支援单位：主管亦均为少将衔。
①人事室。
②军法处。
③后勤处。
④主计室。
⑤军事情报学校：由原“情报局干部训练班”扩大而成，校址在阳明山 碧湖农场附近。“军事情报局”的局长为中将衔，有两名副局长，分管政战及后勤支援。 除此之外，从 1988 开始，各军种强化作战业务，所有情治系统（包括安全、情报、治安警政）均纳入政战范围，因而各机构原来的“督察室”相继改隶， “军事情报局”的督察室也改名为“政战部”，其人员由“国防部总政战部” 统一调派，亦为少将衔。
在“国军”的军种分科里，有所谓“步”、“炮”、“装甲”、“政战”！ 等兵科，但“军事情报”却没有专科，而是纳入“通讯”兵科，因此，“军 事情报局”的人如果穿军服，佩戴的军科徽章均为“通讯”。专业的军事情 报人员来源则有下列几类：①“情报局”时代的各期“干部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受训期间 为一年半至两年半不等。②“国防部特情室”时代的“基干班”。
③“情报局”时代以迄目前的“军事情报学校”，为大学毕业生所办的 “文职班”、“军官班”、“特别班”等。④“情报学校”成立后所办的各种班次，基本干部受训两年，有专科毕 业学历。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接近权力核心，加以传统深远，各种班次种类杂多， 这个系统多年来一直有几个特色：①内部斗争剧烈，历任局长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