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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来奉承我！”我说。
只听见风声飕飕，伴随着座下车行如飞。过了会儿，她才回了句：“难道我们俩之间还需要来求爱这一套？我还以为这个阶段早就过了。”
我只是含含糊糊“哼”了一声，叫人也根本摸不准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要是一声不吭的话，怕会被误会沉默即是同意。
“你倒说说，奥利弗，我们现在到底已经到了哪步田地了？”她反问我。
“现在嘛，离纽约只有三个来钟点的路程了，”我说。
“我到底干了什么啦？”
过了斯图尔桥，我们停了一下，在“霍华德·约翰逊记”饮食小店喝杯咖啡。
我真想回她一句：你还嫌不够吗？
不过我还是冷静了下来，把已经到了喉咙口的火辣辣的话都硬压了下去。
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一听见她嘴里吐出的这结婚二字，顿时就乱了心曲。这样心烦意乱，是绝对无法作出合乎理性的答复的。
“你说，我到底干了什么啦，惹你这样生我的气？”她又问了一遍。
我很想说：不是你干了什么，是因为有些事你没有做到，所以我才生你的气。
“不提了，玛西。我们俩都很累了。”
“奥利弗，你在生我的气。你与其这样生间气，何不就索性摊开来说说清楚呢！”
这话她说得算是在理。
“好吧，”我就说了起来，一个指头在那层压塑料的桌面上尽自画着圈圈儿。“我们这一阵子有两个星期没在一起过了。尽管我们两人都很忙，可我却总是做梦也盼着你回来……”
“奥利弗……”
“同床共枕这只是一个方面。我更迫切需要的是你得守在我身边。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哎呀，得了，得了，”她说，“在伊普斯威奇过了个圣诞节，得了神经病了。”
“这个周末在一起还不够，得天天都在一起。”
她对我看了一眼。我虽没有提高嗓门，却还是不免面有怒色。
“啊，怪来怪去又要怪我这前几个星期老是在外地东奔西跑。”
“不，不是这几个星期的问题。是今后一千个星期、一万个星期都得在一起。”
“奥利弗，”她说，“我觉得我们俩所以能产生感情，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我们彼此都尊重对方还有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
她话是说得不错。不过只能在理论上成立。
“嗨——早上三点钟，冷冷清清一个人，你倒去尝尝这种‘为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是怎么个味道！”
我只当妇女解放运动的大棒就要劈头盖脸打来。但是我估计错了。
“告诉你，我尝了，”她轻轻应了一声。“也不知尝过多少回了。”
她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样？在旅馆里孤衾独枕，是怎么个滋味？”我问她。
“不好受哪，”她回答说。
我们总是这样：就好比打橄榄球，每次都攻到了球门区附近，却就是得不了分。这一回，可不是该她说“我输了，换一盘”了么？
“夜里孤单寂寞，你是怎么对付的呢？”我问。
“我就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自己相信吗？”
我隐隐闻到了一股火药味，两种生活方式的大决战眼看已是一触即发。
“你希望一个女人能给你的是什么，奥利弗？”
口气是很温和。问题却大有深意。
“爱情哪，”我说。
“也就是说，你要女人做你的附属品？”
“我只要她能好歹留在家里，陪我多过上几夜，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想跟她讨论什么哲学问题。也不想让她再牵出这个夫妻关系应该如何的题目来做什么文章。詹尼当年毕竟也是个职业妇女啊，可不是吗？
“我本来以为我们俩结为夫妇，是很幸福的。”
“是啊，只要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嘛。不过玛西啊，这又不是你公司里进货，一个电话就能把库存补足的。”
我用商业上的行话作比喻说了这么句俏皮话，对方却并不欣赏。
“照你这么说，我们两个就应该有一个专门跟着，服侍另一个？”
“我就很情愿服侍你——如果你要我的话。”
“天哪天哪！我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告诉了你我想要跟你结婚吗！”
看她的样子人又累，火又大。这种当口，确实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付了帐。两个人就出了店门，向汽车走去。
“奥利弗，”玛西说。
“什么事？”
“会不会是你想起了过去，心里就不乐意了？你瞧，你爹妈可是喜欢我的。当年你把詹尼带回家去的时候，他们才不是欢天喜地的呢。是不是这个缘故呀？”
“不是的，”我说。不过我把她的话深深地，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玛西也有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真不愧是个斗士。
就在我们圣诞到元旦的这一段休战期间，我发觉她一直在胸中暗暗部署一个新的战役。敌人，自然是她的那份本能：她不信任这个世界。
也包括我的那份本能：我也不信任这个世界。
总之，她总是尽可能留在家里，用电话指挥一切。我们这圣诞后的“神经病”发得挺厉害的，所以她这么办很不容易。不过她却硬是这么办了。她采取了遥控作战的办法。这样，晚上我们就总能在一起过了。而且还有件奇事：我们居然还在一起过了好几个下午。
到了除夕那天，她突然向我亮出了她的压台好戏。当时我们正准备去辛普森家赴宴（我还悄悄备了一瓶“碱性矿泉水”①以防万一呢）。就在我刮脸的时候，镜子里忽然出现了玛西的俏影，眼前顿时一亮。她说话也不转弯抹角。
①一种帮助消化的药。“碱性矿泉水”是商标名。
“有个任务你愿不愿意接受，奥利弗？”
“什么样的任务？”我带着些警惕问。
“去作一次小小的旅行怎么样？时间定在二月份。”
“大概你连地方也已经决定了吧。”何必去挖苦她呢，奥利弗，看来她这是动过点脑筋的。
“别紧张——也别胡猜疑，”她说。“当然，事情要问起因还是在我这里：香港有个时装展览，得我去查看一下……”
“香港！”
她拿东方的胡萝卜来哄我了！我是一脸的笑。
“这么说你愿意了，朋友？”
“你的意思还是说你放不开工作，”我是一副猜疑的口气。
“去露一下脸罢了，那又怎么能算工作呢？再说，那时正当‘中国新年’期间。我们也正好趁此就我们俩去单独过个节。归国途中还可以在夏威夷停一下。”
“嗯……”我没有表示意见，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分明是：好家伙！我越发警惕了，于是又问：
“你在夏威夷有生意上的事要办？”
“没有。除非捡椰子也算是生意。”
到新年了，提这么个计划，真有她的！
“怎么样？”她说。
“很好嘛，玛西。特别是去夏威夷。静悄悄的海滩……踏着月光漫步……”
“只当是度蜜月，”她说。
这用语耐人寻味！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没有回过头去看她，而是朝镜子里扫了一眼，想瞧瞧她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镜子上却白蒙蒙尽是水汽。
我去找老板说，老板给我的答复不是准假二字。
他说的是快去快去。
倒不是他们嫌我讨厌，巴不得打发我走。而是我进了法律事务所以后，至今还不曾享受过一天假期呢。
不过，度一次假也是要作出一些牺牲的。有一些案子我就不能参办了。比如，华盛顿有两宗拒服兵役案，诉讼中就要援用我在（韦伯诉征兵局卜案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二月份国会还要就如何解决名无实有的种族隔离问题作出一项决议。因此我就有些想当然的多虑，总是不大放心。
乔纳斯先生笑笑说：“你是担心你走了几天这天下就会整治得太平无事了，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替你留下一些冤案，等你回来再办。”
“这就多谢了，先生。”
“可你也要稍微顾顾自己呀，奥利弗。你是有功之臣哪。”
就在准备出国的期间（香港旅行社送来的游览参考资料足有一大堆），我还为“夜半突击队”处置了几件案子。我还揭穿了一起蒙蔽消费者的骗局。案子我就交给巴里·波拉克接手去办——他已经把地方教育董事会一案的官司打赢了。
“嗨，玛西，你知道《南京条约》是怎么回事？”
“记得好像电影《日本天皇》里提到过，”她回答说。
吃早饭，吃晚饭，刷牙，我不放过一点一滴机会向她灌输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还不怕打搅，特地打电话到她办公室里去找她。
“《南京条约》嘛，这是你非了解不可的……”
“哦，我还非了解不可？”
“对。当年英国人对外侵略扩张，发动鸦片战争……”
“啊，鸦片。”她的眼睛一亮。
她不安心听，我也没管她，只顾继续讲我的。
“……中国就被迫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人。”
她只是“哦”了一声。
“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呢，”我又说。
“我明白了，”玛西说，“结果呢，是英勇的大律师巴雷特终于迫使英国人把香港交还给原主。对吧？”
她微微一笑，屋里似乎一下子亮了许多。
“那你呢，这次旅行你都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呢？”我问。
“那儿我去过也不止一两回了，”她说。
“喔，真的？那你倒说说，我一提‘香港’，你心里首先想起的又是什么？”
“兰花，”玛西回答说。“花天花地，妙不可言，光是兰花，品种就有九十个之多。”
啊，如此花事，真是美不胜收了。这个大老板，毕竟是位善感的女性。
“玛西，我每一种都给你买一盆。”
“你说了话可要算数啊。”
“要是不算数，随你怎么办好了，”我答道。
眼睛一晃，新年已降，“功夫”歌儿，大声来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