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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跟你打招呼呢？”他自己问自己似的说，用手指来回转动桌上的打火机。“不管怎么说是打扰了吧？对不起啊！不过遇上你怪亲切的，倒也不是说哪一点感到亲切。”
“哪里谈得上打扰。”我说。这是真心话。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沉默片刻，因不知再说什么好，于是我吸剩下的烟，喝剩下的咖啡。
“好了，该动身了。”他边说边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椅子稍往后拉了拉，“也偷不成多少懒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推销。”
“有小册子？”我问。
“小册子？”
“介绍百科事典的。”
“噢，”他有点恍惚地说，“现在没带，想看？”
“想看。单纯出于好奇心。”
“那，寄到你家去好了。住址可以告诉我？”
我从手册上撕下一页，写下住址给他。他看了一眼，工工整整地折为四折，放进名片夹内。
“事典相当可观。不是自己卖才这么说，的确出得好，彩色照片也多。肯定有用。我也偶尔拿在手上啪啦啦翻上几页，足可解闷。”
“几年以后买说不清，但手头宽裕了或许会买的。”
“那自然好。”他嘴角上再次浮起竞选宣传画般的微笑，“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平安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当时我想对他说句什么，因我想恐怕再难见到他了。我想对他说的是有关中国人的，却又未能弄清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说出的只是普通的分手套话。
即使现在，怕也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我想。
5
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倘若再一次在外场追球时一头撞在篮球架子上，再一次头枕手套在葡萄架下苏醒过来的话，这回我到底会说出怎样的话呢？或许我将这样说：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想到这点是在山手线的电气列车里。我站在车门前，把车票像怕丢失似的紧紧攥在手里，隔窗望着外面的景致。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神伤。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的、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中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野心与失望与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我们拥有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这就是城市。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东京——甚至东京这座城市，一天在山手线的车厢里也突然开始失却其现实性，其景物开始在车窗外急速崩溃。我手攥车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过程。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谬误……所谓谬误，或许正如那个中国女大学生说的那样（抑或如精神分析医生说的那样），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这样，便哪里都没有出口。
尽管如此，我仍要把往日作为忠实的外场棒球手的些许自豪藏在旅行箱内，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大难临头
。
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岁，女儿还不到十四岁。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乱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个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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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左琴科：一只套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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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绍宗译
电车实在太拥挤了，而且你不能乱动，如果你不听劝告，非要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展示你的活泼，那你一定保不住你的套鞋。
当然，只是一只套鞋，很多人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但如果你的套鞋在两分钟内就没了，你一定不会装作若无其事的。
我再清楚不过了，上电车的时候两只套鞋都在脚上，但等到下车的时候，结果却是：两只套鞋已经分居了。所有的衣物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它应在的地方，惟独我右脚上的那只套鞋不见了。
车已经载着那只套鞋飞驰而去了……
我脱了剩下的那只套鞋，用报纸包上，就这么上班去了。等着吧！下班后我一定把它找回来。
下班了，这成了我的头号大事。我先找了一个认识的电车司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些有用的信息。
他的话让我心里踏实多了。他说：
“嗯！是在电车上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是丢在别的公共场所，那就不保险啦。丢在电车上，找到的希望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局里有个失物招领处，到那儿就能领回失物，他们专负责这种事。”
“噢，谢天谢地，”我说，“现在我心就定啦。唉，我的套鞋是全新的，刚穿上两分钟而已。”
很快，我就找到了失物招领处。
“朋友，我的一只套鞋在电车上弄丢了，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回来。”
“可以，”招领处的人回答说，“请描述一下您的套鞋吧。”
“套鞋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鞋号是十二号。”
“十二号的鞋，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万二千多只，你再细细地说一下吧。
“特点嘛，也很普通，那是绿颜色的，鞋的两旁有白色条纹。”
“这样的鞋我们这儿也有上千只，说得再详细点好吗？”
“那是一只全新的套鞋，连鞋油都没来得及上。”
“请您稍等。”
瞧，她手里的确拿着我的套鞋。
我当时真想拥抱她一下。
我想，这里的工作真出色，工作人员竟在一只套鞋上花这么大的功夫，难得极了。
“谢谢，”我说，“朋友，真不知如何感谢您的帮助，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快给我吧，我好穿上。谢谢你啦！”
“不行，尊敬的同志，我仍不能确定这套鞋的真正主人。”
“我何必去骗一只套鞋呢？”
“我们丝毫不怀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