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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沃里的路上大步飞跑。
说到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则一般都用在一些尽管有失公家体面，但却没酿成流血惨案的场面——这样的评说乃是公允的、不过分的。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大规模抢劫。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件新奇的罪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鲜故事。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他这公司没有奶牛场，没有奶牛，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但他差不多有一千个订户。他只是靠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以这种简单操作来为他的订户送奶。
也正是他弗兰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后，把他自己写的信用照相机拍成胶片，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之小，以和她保持通信关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以此对她搞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恶作剧。
不过，弗兰博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简单明了为特色。据说，他有一次，越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都重新漆过，仅仅是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设置的圈套。十分肯定的是，他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放在僻静的郊区角落，等待着有人往里边投入汇款单。
最后一点，据人所知，他还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杂技演员。尽管他块头那么大，跳跃起来却轻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样隐入树顶。因此大侦探瓦伦丁出发来找弗兰博的时候，心里完全清楚，即使找到了对手，自己的冒险也远没有完事大吉。
但是怎样去找他呢？大侦探瓦伦丁仍然在揣摩，心中无底。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任随他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无法掩饰他那独特的身高。要是瓦伦丁的敏锐眼光一下子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一个高个子近卫兵，甚或于一位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们。但是，他在火车上一路风尘，还就没有看到一个可能是弗兰博伪装的人，正如一只猫伪装不了一头长颈鹿一样。对火车上的人他已经弄清楚了。在哈维奇上火车或是在中途上车的人当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个矮小的铁路官员旅行到终点，三个矮小的蔬菜农场主乘了两站路下车，一个矮小的寡妇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城上车，一个矮个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火车……说到最后这个人，瓦伦丁放弃了观察，几乎笑了。这个小个子神父具有那么多东方平原人的气质，他的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汤圆。他的眼神像北海一样深邃。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们收拢来。毫无疑问，“圣体会议”从各地的淡泊无为的人士当中吸引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令人不可思议，无依无靠，仿佛是从地里挖出来的鼹鼠。瓦伦丁是法国的极端型怀疑论者，他不喜欢神父，但是他会同情他们。而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他有一把破旧大伞，经常落到地上。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车票上，标注的正确的终点站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以呆子般的单纯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解释他的小心，因为他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圣人般的单纯，不断地把瓦伦丁这个法国人逗乐，直到神父总算在斯特拉福德带着他所有的纸包下车，又回来取他的伞。他取伞的时候，瓦伦丁发善心地警告他，别因为要小心而此地无银三百两，把自己身上的银器告诉给大家。但是他一边和神父讲话，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沉着地注视着任何人，不管是穷人阔人，还是男人女人。这人足有六英尺，至于弗兰博呢，他还要高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站①下了火车，踌躇满志地感到迄今尚未漏放过弗兰博。他到苏格兰场②办理了身份合法手续，约定必要时请求帮助。然后他点燃另一根香烟，在伦敦街上信步漫游。在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时，他突然停步驻足。面前是一个古老、别致、宁静的广场，非常典型的伦敦模式，整个广场出人意外的寂静。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既显得豪华而又无人居住，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场地，看起来像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那么荒凉。四边建筑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高出许多，像座高台。这一边的自然线条，被伦敦的可赞赏的意外因素破坏无遗——这是一座饭店。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从索霍区③走错了方向而来到此间的。这里有长得过分引人注意的东西——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长长条纹的、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这种窗户临街而设，在伦敦通常七拼八凑的布局中，显得分外高大。一段阶梯从街上直上前门，仿佛太平门的楼梯直通到了二楼窗前。瓦伦丁在黄白色百叶窗前站着抽烟，琢磨良久。
注：①利物浦站：伦敦中东部铁路始发及终点站。——译者
注：②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译者
注：③索霍区：伦敦中部一地区，以多外国饭店及作家艺术家居住而闻名。
——译者
奇迹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的发生。天上几片云聚拢成为人类眼中的星形。远处旷野中陡然耸立起一棵大树，十分像个巨大的疑问符号。这都是在几天前亲眼看到过的。纳尔逊海军元帅死在胜利的那一刻。一个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谋杀了一个叫威廉森的人，这听起来好像谋杀了自己的孩子。简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们如果认为它乏味，就会永远失去它。正如美国侦探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那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须指望不可预见的事。”
阿里斯蒂德·瓦伦丁是个莫测高深的法国人，法国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他不是“思想机器”④，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的没脑筋的用语。机器只是机器，因为它不能思维。但他瓦伦丁是个有思维的人，同时又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来就像是有魔法，实际上都是来自坚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寻常的法国人式的思维。法国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来震动世界，而是用实际上不言而喻的道理来震动世界。他们至今都在实践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样。但是确切地说，瓦伦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极限。只有对开汽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的神话。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大谈特谈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而瓦伦丁现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弗兰博在哈维奇不见了。如果他竟然在伦敦出现，他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一个高个子流浪汉，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在这样明显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注：④《思想机器》：1907年出版，和《探案中的思想机器》（1908）同为
美国作家雅克·富特雷尔的畅销神秘小说，主角奥古斯塔斯教授为推理侦探。作
者雅克于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号客轮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期待着不可预见的事。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静而小心地追随没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可预料的地点——银行、派出所、可能约会之处，而是要系统地到不可预料的地点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门，弯进每一条死胡同，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绕着每条弯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他富有逻辑地为他的这种几近疯狂的做法辩护。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线索可寻，那是最糟糕的路子。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线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停下来的地方。关于上到店铺的那段阶梯，关于那个寂静、古老、别致的饭店，都有些什么在引发他这个侦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决定随意去试试。于是他走上阶梯，在靠窗子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经过去一半，他还没吃早饭。桌上摆着另一个人吃剩的早餐，这才使他想到自己还饿着肚子。于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一直想着弗兰博。他回想弗兰博每次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须去交一封欠邮资的信，一次是让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认为自己的侦察脑筋一点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利之处。“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带着辛酸的微笑对自己说，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盐。
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家什，当然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弄错，这罐里装的是白糖。他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在里面放盐。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统的家什。对，有两个盐瓶，装得满满的。也许盐瓶里的辛辣调味品有些什么特色。他尝了尝，是白糖。他疑惑地向饭店里四下张望，看看把糖放进盐瓶把盐放进糖罐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还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给溅了点黑色液体之外，整个地方显得整洁、轻快、平平常常。他按铃叫侍者。
侍者匆忙赶来，在清晨时刻头发还是乱蓬蓬的，睡眼惺松。瓦伦丁侦探并非丝毫没有幽默感，他让侍者尝尝白糖，看是否符合这家饭店的崇高声誉。结果侍者突然打了个呵欠，陡然清醒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拿盐换糖当笑料，从来不会使你们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这种讥讽后，结结巴巴地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