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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对，现在也有这样的东西。只要输入书名和作者名，也就知道了书籍是否绝版。对书店来说不算乐事，就连用电脑买书也能做到。外婆，你要是活得再久一些，或许就能把你那样费心寻找的书送上了呢。有时候，我这般想道。
外婆为什么寻找那本书，我认为自己懂了。大学时代，在翻印的版本到手之后，我每晚读那本书。那是在日本沉寂无名，在四十岁渡法后终于崭露头角，不到十年便离世的画家的逐日杂感般的书。在日本的日复一日，在法国的日复一日。幼年时所见的情景，早逝的母亲的印象，在法国第一次吃到的菜肴。
在这其中，有一篇名为《简餐小店的女孩》的简短散文。似乎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许久的故事。作者的寄宿舍的旁边，有一家极为寻常的简餐小店，这家店难吃得让人惊讶。尽管难吃，这家店不到十八岁的女儿不时在店里帮手。作者为了见到这个女孩，便总去难吃的简餐小店。
桃色的面颊，总是水蒙蒙的浅茶色的眸子，宛如有什么抱怨似的总是撅着的嘴，头发稀疏，因而麻花辫子如电线般细，她在空闲时无心哼哼的细微歌声，她与店主夫妇之间毫不造作的应对。
画家的文章，让阅读的我望见了清晰的光景。对这些一无所知，自己的青春在内部蕴藏得几近胀裂的女孩，那青春所呈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美与安心感。朴拙的简餐小店家族那独特的温度。微暗而静谧的小店内部，将今后或许会发生的一切悲惨也罢暗淡也罢，都柔和然而固执地予以推拒。丝毫不会有所缺损的、仿佛永远在那里继续下去的瞬间的光景。这光景宛如将所见之物固定住的绘画一般，浮现于我的体内。
由此，我记了起来。这个简餐小店的女孩一定是外婆。外婆的双亲在她父亲亡故于战争之前，好像是在经营简餐小店。战后，外婆嫁到警官的家中，外婆的母亲关了简餐小店，在自己家里教人缝纫。我某个时候听说过这些。
我不知道外婆有没有读过这本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散文集。或许她是在读了之后意识到写的是自己，又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事也说不定。不论如何，躺在医院的床上，外婆一定是想要目睹仿佛绘画般被截取下来的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画家用活字所截下的永远存续的十来岁的自己与家人，还有家。
在大学旁边的书店，我买了三本那书。一本供在妈妈家的佛龛，一本放在书架上，一本总是打开书页摆在桌上。外婆的幽灵依旧无影无踪，可她一定会对我说，干得好。我想，若是有天国，她会在天国里，若是没有，她一定会在看得见樱花的我的床前坐下，反复将她长久等待的书页翻阅在手吧。
妈妈在五年前再婚。爸爸那边没有消息，但我想他多半再婚并幸福地生活着。我谈了几次恋爱，有时顺利，有时不顺。龟山宽子三年前结了婚，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有时会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到我的公寓。
仍然有许多事发生。有悲伤的，也有愉快的。受不了了，也有让人这样想的痛苦的事。每到这时，我必定会想起外婆的话。比起发生的事，考虑事情才更可怕。于是，我尽量不去思考，而是把眼前的事情一个个解决过去。这样一来，事情在不觉中完结，过去，沉淀于记忆的底部。
现在，我住在市中心的公寓，早上八点半离开家。用三十分钟抵达工作地。书店的开门时间是十点。我在狭窄的更衣间换上制服，把所谓“book concierge”这一让人害臊的名牌别在胸前，在咨询柜台（这里也树立着“book concierge”的告示牌）坐下，检查预约情况和调书情况。我从询问清单的顶部开始依次拨打电话。在我忙于这个那个的时间里，十点到了。卷帘门自动开启，顾客陆陆续续走入店内。
穿着水手服的小女孩以忐忑的脚步在书架之间移动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那孩子交替看向手中的纸片和书架。我站起身，缓缓走近她。
“你在找什么呢？我们一起找吧。”
女孩子以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看向我。她畏畏缩缩地把纸片递过来。是我没听过的书名和作者名。出版社则没有写。
“没事的，一定能找到。我查一下，你稍等片刻哦。”
我说着，把纸片拿在手中走向柜台。一定能找到，一定能送交那孩子，你会暗地里帮我对吧。往柜台的椅子坐下时，我总是悄悄地朝外婆说道。
。。
（日）川端康成：仲夏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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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布里索睡得正香。他仰面躺在床上，胖肚子高高挺起，嘴角翘出一个愚蠢的笑容，他仿佛是种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一个大足球或两张歌剧票。过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月光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照在他身上，他正像头道菜的二十七件套银餐具，包括沙拉碗和汤锅。
他在睡觉，克洛凯手持左轮手枪站在他跟前想，他在做梦，而我存在于现实中。克洛凯不喜欢现实，但意识到这是他能吃到好牛排的唯一地方。他以前从未杀过人。确实，他打死过一条疯狗，可只是在它由一群精神病医生证明它疯掉后。（那条狗咬掉克洛凯的鼻子并笑个不停，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狂躁型忧郁症。）
梦中，布里索在阳光照耀的海滩上，正开心地跑向母亲张开的手臂，但在他正要拥抱那个流着眼泪的灰白头发女人时，她变成了两勺香草味的冰淇淋。布里索呻吟了一声，克洛凯放下左轮手枪。他是从窗户进来的，在布里索跟前已经沉着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抠不了扳机。有一次，他甚至打开保险并把枪口捅进了布里索的左边耳朵。正在此时，门那边传来一声响动，克洛凯一下子跳到衣柜背后，手枪仍戳在布里索的耳朵里。
布里索太穿着一件花朵图案浴衣进了房间，拧开一盏小小的灯，注意到那件武器戳在她丈夫的脑袋一侧。几乎像个母亲般，她叹口气把它拿开并放到枕头边，还把掀开一角的被子掖好，啪的一声关了灯就出去了。
昏过去的克洛凯一小时后醒了。惊慌失措中，他想象自己是个孩子，再次回到了里维埃拉，然而一刻钟过去了，他没看到游客，这才想到他仍在布里索的衣柜背后。他又回到床前，抓过手枪，再次对准布里索的脑袋，却仍然没能开这一枪，来结果这个臭名昭着的法西斯告密者。
盖斯顿？布里索来自一个富有的右翼家庭，早就立志当职业告密者。还是个小伙子时，他上过演讲课，目的是让告密时口齿更清晰。他曾向克洛凯承认：“天哪，我真喜欢告别人的密！”
“为什么呢？”克洛凯问。
“不知道。是让他们不好过、尖叫吧。”
克洛凯想道，布里索对他的朋友完全是为告密而告密，真是罪大恶极！克洛凯以前认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喜欢拍打别人的后脑勺，然后又微笑着否认。世界上的人似乎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克洛凯心想，好人睡得更好，而说起醒着的时候，坏人似乎过得更开心得多。
克洛凯和布里索是几年前认识的，经过很奇特。有天晚上布里索在双偶咖啡馆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向河边。他以为已经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便脱了衣服，却没躺到床上，而是掉进了塞纳河。他想拉被单盖时抓了一手水，就尖叫起来。克洛凯刚好正在顺着新桥追他的假发，听到冰冷的水里传来一声喊叫。那天晚上风大，天又黑，克洛凯只有一瞬间来决定他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位陌生人。由于不愿空着肚子做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就进了一间餐馆吃饭。之后，满怀悔恨的他去买了些渔具又回到现场，想把布里索钓上来。一开始他试了干苍蝇，可布里索太聪明，没咬钩，最后克洛凯不得不以免费上跳舞课为诱把他哄上岸，然后用网把他捞起来。在对布里索量长度并称重时，两人成了朋友。
克洛凯很快又走近布里索沉睡中的笨重躯体，再次举起手枪。在沉思自己行为的意义时，一阵恶心感掠过他的心头。这是种存在主义的恶心，由于十分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偶然性而导致，用一颗普通的感冒药无法缓解，而需要一颗存在主义的感冒药——那是巴黎左岸药店里卖的一种产品，药片很大，像汽车轮毂盖，溶于水，能消除对生命考虑太多时产生的恶心感。克洛凯觉得吃了墨西哥食品后也有用。
克洛凯此时想道，我选择杀死布里索的话，我就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谋杀者，我就会成为杀人者克洛凯，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在巴黎大学教家禽心理学的老师。通过选择我的行为，我就为全人类选择。但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来这儿对准布里索的耳朵开枪打死他怎么办？真够乱的！还不用说门铃会整夜响个不停。当然，我们还需要有服务员代客泊车。噢，天哪，再考虑到道德或伦理，让人脑袋都大了！最好别想太多，更多依靠身体吧——身体更靠得住。它开会时到场，穿上运动服样子不错，真正方便的，是你想来个全身按摩的时候。
克洛凯突然觉得需要再次肯定自己的存在，就在布里索的衣柜那里照镜子。（他每经过一面镜子，必定要瞄一眼。有次在一间健身俱乐部里，他盯着自己在游泳池里的倒影，时间久得让管理人员不得不把水放干。）没用，他无法打死一个人。他放下手枪就跑掉了。
到街上后，他决定去圆顶咖啡馆喝杯白兰地。他喜欢圆顶咖啡馆，因为那里总是明亮而且拥挤，但他总是能找到一张桌子坐——这跟他自己的公寓很不一样，在他所住的公寓里，光线阴暗，令人压抑，他母亲也住那儿，常常不准他坐下。可是今晚，圆顶咖啡馆里全是人。都是些什么人啊，克洛凯纳闷。他们似乎模糊地形成一个抽象概念：“群众”。然而没有群众，他想，只有个人。克洛凯觉得这是个异常精彩的观点，可以在时髦的宴会上说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