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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妻女都没有回来这段时间，罗莎只管买菜烧饭，她去之后就准备早餐，午餐在下午一点钟，她说她可以四点以后再回去，以便给他把晚饭也准备出来，但是教授坚持到外面去吃。他一般是六点钟吃晚饭。把菜买回来之后，她就打扫房间，把大理石地板用湿拖布都拖一遍，尽管有时他说地挺干净的，可以不拖。此外，她还洗衣服，熨衣服。她干活儿真不错。她的拖鞋随着她在各屋走动时不断发出踏踏的响声。她常常是在四点钟下班前一个小时左右就把活儿都干完了。这时，她就回到佣人的房里，读读《时代报》或《时代周刊》，有时也看看带有照片的爱情故事，在每幅照片下面都有意大利文的文字说明。有时也把床放下，盖上毯子，暖和暖和。这些日子下雨较多，屋子里有些冷得难受。按照这里公寓的管理习惯，十一月十五日才供暖气。在这之前如果天气太冷，比如今年这种情况，人们就只好各显其能了。教授也冷得坐不住椅子，他戴着手套和帽子写作。同时，他那种神经质也变得更严重了，更加经常地走出书房看她干活。他的衣服外面又套上一件浴袍，有时在浴袍里面，还包着一只热水瓶子，放在后腰的外衣里面，有时坐在一个热水袋上写字。每当看到他这个模样，她总忍不住掩口而笑。每当吃过午饭，他把热水袋丢在餐厅时，罗莎总是问问他，是否她也可以用一下。他总是让她用的，毫无例外。于是她就把这个胶皮袋子用胳膊肘压在腹部，干活去了。她说她的肝脏有病，所以教授从不介意她在干完活后下班之前在佣人房里躺一会儿。
有一回，在罗莎走后，教授在走廊闻到从她的屋里传出一股香烟味，他就走进房里察看，这间屋子不大，除了靠一侧安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了，但屋里有一个绿色的柜橱，连着屋子有一个小卫生间，里面有个坐浴浴盆和一个冲水马桶，但浴盆只有冷水管，没有热水管。她常常就用这个坐浴盆，用搓衣板洗衣服，但，据他所知，从不在这儿洗澡。在她儿媳洗礼日的前一天，她要求用他那间大浴室洗了个热水澡，虽然当时教授曾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来到她的房间，拉开柜橱最底层的抽屉，他发现里面有不少烟头，这些烟头都是他曾丢进烟灰缸里的。他还注意到她还把他已扔进废纸篓里的旧报纸、杂志，也都收集了起来。他发现她连绳头、纸袋、橡皮套、铅笔头等都舍不得扔掉，都收了起来。自从他发现这些之后，他就常把午餐吃剩下的肉，或有点发干的奶酪等食品让她带回去。为了回报，她也给他带来一些花，有时也给他带来一两个鸡蛋，是她儿媳妇养的母鸡下的蛋，蛋壳看上去不太干净。但是他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告诉她这种鸡蛋的蛋黄他有些消化不了。他同时注意到她很需要一双鞋，因为她每天回家时才穿的那双鞋已有两个地方裂了口子。而且她总穿那件黑衣服，每天都可以看见那个撕裂的口子。每当他想告诉她这件事时都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他想，还是等妻子回来时让妻子去开口说这些事吧。
做了一段时间，罗莎知道自己干得不错。教授付的工资也不少，而且挺及时。他一点也不像那些意大利的雇主那样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这位雇主虽说有些神经质，有点好挑剔，但总的来说是挺好的一个人。他的主要毛病是不爱说话。尽管他的意大利语还说得过去，但他在不工作时，也只爱一个人坐在起居室的摇椅上读书看报。整个一套公寓里，只有两个人，你怎么能想象他们会不互相交谈呢？有时，她在他读书时，给他送上一杯咖啡，总想借机向他诉说一下她的丈夫死后长期贫困的生活遭遇，告诉他她的儿子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以及同她儿媳妇在一起生活的种种感受。但是，尽管他也在听，尽管他们就在同一个屋子里，甚至同用一个热水袋，共用过一个浴室，可是就是很难就同一个话题一起谈几句话。他显得更喜欢独处。所以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扰他，让他一个人呆着，而她自己有些显得孤独。为外国人干活有其优点，她想，也有其不足。
过了一段时间，教授注意到每天下午在她干完活休息的那段时间总有人打电话给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就不再呆到四点钟，而是在接过电话就请假离开了。一开始她说她肝不舒服，后来就干脆不说任何理由了。尽管他不很赞同这种做法，认为他太好说话而她就利用这一点占些便宜，但还是告诉她，在他妻子回来之前这段时间，只要她完成一切工作是可以提前回去的，但要在三点钟，且每周只可以有两个下午这么做。他知道每次她走以前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停当的。但他感到他应该这么说一声。她老老实实地听着———眼圈有点发红，嘴唇在抖动———但还是顺从地表示同意。他后来偶然想到这件事时，他估计罗莎应该感到这儿是个不错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这么说。这一点很快就应从她的脸上看出来：一扫原来不愉快的表情而换上一副愉快些的表情。不过，这类变化并没有发生。因为当他偶尔又观察她时，甚至当她可以提前下班的那两天，她也仍然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还常常叹气，就好像有一座山压在她的心上。
他从没有问过什么，因为不论是怎样的情况，他都认为还是不介入为好。这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麻烦事，一旦你卷进去了那就是难以拔足了，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他想起一个女人说的话，那个女人是他一位同事的妻子，她对她的女仆说：“鲁克莱希娅，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但是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事。”教授想，这倒不失为一个良策。这样有利于保持他们之间正常的主仆关系。因为不管怎样，明年四月份他都要离开意大利，不会再见到罗莎，与其现在把自己无谓地卷入到她的个人苦难之中不如以后为她做点事更好，例如过圣诞节时，寄给她一张小额的支票。教授知道自己有时有点神经质，缺乏耐心，他有时也对自己的这些性格感到不满，但他还是更愿意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但是罗莎可不是这样。一天上午她敲教授书房的门，当他说进来时，她就很不好意思地进来了，她的样子那么局促不安，以致使得教授都感到局促起来。
“教授，”罗莎开口了，满脸愁云地说，“请原谅我打扰了您的工作，但是我非得找个人说说才行。”
“可我现在正忙着呢，”他有点不高兴地说，“能不能等一会儿再说？”
“用不了一会儿。您的事是一辈子也完不了的，我的事儿几句话就说完了。”
“是不是肝脏又犯病了？”他问道。
“不是，我需要您来给我出出主意，您是个有学问的人，而我不过是个无知的乡下人。”
“出什么主意？”他有些不耐烦地问。
“什么主意都行，实际上就是我想找人说说话儿。我不能同我儿子交谈，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可能和他说几句话，可是不等我开口，他就像牛一样吼了起来。我那儿媳妇就更不值得和她浪费唾沫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房顶上晾衣服时，想和勤杂工的老婆说上几句话，可是她天生就不知道同情别人。所以，我只好来找你，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还没等教授说他想不想听，罗莎就已经讲开了。她讲的是一个政府税务局工作人员的事儿。他是个中年人，是她的一个邻居。他已经结了婚，有四个孩子，有时在下午两点钟下班以后做点木匠活儿。他叫阿曼多，也就是他总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他们是不久前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的。在见过两三次面之后，他发现她的鞋子实在是不能再穿了，就几次三番地说要给她买双新鞋。她劝他别犯傻，因为谁都可以看得出他衣袋里没有几个钱，只够每星期带她看两场电影的。她说，然而每次他们在一块儿他都说他要给她买一双新鞋。
“我也是人啊，”罗莎很坦诚地对教授说，“我很需要一双鞋，可你知道事情会怎样的，如果我穿上他给我买的鞋子，就很可能跟他上床。就是因为这个，我想我得问问您，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双鞋。”
教授的脸，连光光的头，都气得发红。“我想我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她说。
“不过，”教授说，“既然这件事情还没有真正发生，我只能说，你应该告诉那位慷慨的先生，他该把这点责任心用在自己家人身上。让他别送什么礼物给你。你也最好别接受他什么东西。如果你不接受他的任何东西，他也就不可能把绳索套到你的身上，拴住你这个人。这就是我的看法，既然你非要我说，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仅此而已。”
罗莎叹了一口气。“可事实上，我真的该有双新鞋，这双鞋就像狗啃似的，我已经六年没有买过新鞋了。”
但是教授再也没有说什么。
那天罗莎下班以后，他想了想她的事，决定给她买一双新鞋。他琢磨着她可能就是希望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事先策划好的让这个计划能够奏效。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臆测，根本没有证据。他想，只有最后证明的确不是这样时，才可以说明她只是想让他出个主意，而并没有其他目的。他想给她五千里拉，让她自己去买一双鞋子，从而解脱对他的纠缠。但转念一想，这怎么能保证她会把钱不用来干别的事呢？例如，第二天她进门就说她肝痛，不得不请医生，结果医生出诊费就要了三千里拉，教授同情这种不幸的情况，只好再拿出三千让她去买鞋。看来这种方法是不行的。于是，第二天上午，罗莎出去买菜时，教授溜进她的屋子，在一张纸上把她那双实在不像样的鞋子留下个样，这件事他完成得很快。那天晚上，就在他每天晚上吃饭的那家餐馆旁边的一家商店，他花了五千五百里拉给罗莎买了一双棕色的鞋，比他预计的多花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