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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钱，但是鞋带很结实，中高跟，是件很像样的礼品。
第二天，是星期三，他把这件礼品送给了罗莎。他送给她鞋时，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曾和她说过不介入她的事，但最终还是卷进来了。但他想送一双鞋给她完全是出于一种正当的心理。在把鞋给她时，他说：“罗莎，你那天和我说过的那件事，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送你一双新鞋。去告诉你那位朋友说你必须拒绝他的好意。你这么一说，就等于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和你来往了。”
罗莎见教授这么善良，真是喜出望外。她真想吻吻他的手，但他把手很快就抽了回去，背到了身后，然后转身回了书房。星期四，当他去给她开门时，她已穿上了那双新鞋。她手里拿着一个大纸袋，她从袋子里掏出三个小桔子给教授，桔子上还带着枝叶。他说她没必要买这些东西，但是，罗莎半掩着嘴微笑着，这样看不出她的牙。她说她这么做只是要让教授知道她是如何感谢他。后来，她又请他允许她三点钟下班，她要给阿曼多看看她的新鞋。
他没有什么表情地说：“如果你干完活，可以走。”
她对他真是千恩万谢。在忙完她该做的活儿之后，在三点刚过一点点就离开了。但是在教授戴着帽子，手套，套着浴袍，站在书房门口检查她刚拖过的地板时，他注意到她匆匆忙忙地从她那个屋里出来，穿的是一双相当漂亮的、有针绣花边的无带鞋。这令他十分生气，第二天罗莎来时，尽管她求他不要解雇她，但是教授还是说她愚弄了他，坚持要解雇她以示教训。她哭了，请求给她一个机会，但是他决心已定不再改变主意。于是她凄凄惶惶地把她屋里的破破烂烂用报纸一包就流着泪走了。后来他心里有些不安，神经也很紧张。他受不了那份寒冷，那天他没有工作。
一周以后的早晨来了暖气。罗莎也出现在公寓门口，请求还回来干活。她几乎要疯了，她说，她的儿子打了她，并用手轻轻地指了指又青又紫的嘴唇。她虽然没有哭出来，但眼泪已在眼圈里转来转去。罗莎解释说她同时接受两双鞋实在不怪她。是阿曼多先给她买了一双，他是出于嫉妒，怕万一有个情敌为她买鞋，所以强迫她收下。接着就是教授给她买了一双，她本想拒绝，但又怕惹他生气而丢了工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她说她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阿曼多了。这次见到他一定把他那双鞋送还给他，只要教授肯再次收留她。如果教授不肯原谅，她就只有跳台伯河了。他虽然并不认为这些话可以当真，可还是很同情她。他自己也认为在处理她的事情的过程中，有违自己的初衷。如果说几句坦诚得体的话，然后冷静地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不再想它，可能会更好些。但是在辞退了罗莎之后，他的生活就出现了困难，因为就这么几天，他又雇了两个姑娘来做活，但都不合适。一个手脚不老实，一个又太懒。结果，这套公寓里弄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法在里面工作。那个勤杂工的妻子每天早晨也来一小时帮助收拾屋子，但仍然不行。就在这时罗莎的出现似乎是他的一个福音。这回当她脱下外衣时，他满意地发现，她布裙上的裂口已经缝好了。
她一声不响地去干活儿了，扫地，擦桌子，把一切能看到的东西都搞得干干净净。她把床上的被子重新叠过，把床也都打扫了一遍。床头床尾的木板都擦得一尘不染，又铺上了新床单。虽然她刚刚回来，但效率却不减当初，她干活的时候，他注意到，总是不开心的样子，还常常叹气，在和他目光相遇时勉强笑一笑。他想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为了不让她再挨儿子打，他同意她住进来。他要多拿出些钱来买肉，让她晚餐时吃，但她拒绝了，她说有点面条就行了。她晚饭只吃点面条和沙拉。只是偶尔煮点午餐剩下的洋蓟，加点油和醋吃。他让她喝柜橱里的白葡萄酒，再吃点水果。她偶尔也吃一些，但她总是事后告诉他，她都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喝了多少，吃了多少，尽管他说不必如此。这个公寓又一切井然有序了。每天三点钟左右仍然有电话来找她，但她只是在电话里和阿曼多说几句话，很少再出去见他。
过了不久，一个阴郁的早晨，罗莎又去找教授，又是那副困惑不安的模样，她告诉教授她怀孕了。她一脸的绝望；她那条白内裤又从黑裙的开缝中明晃晃地露了出来。
他感到十分的气恼，怪自己为什么又把她雇了来。
“你必须立刻离开。”他说，尽量克制自己，不让声音发抖。
“我不能走，”她说，“我儿子非杀了我不可。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吧，教授。”
他让她这蠢事给气昏了。“你们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办法负责。”
“是不是那个阿曼多干的？”他狠狠地说。
她点了点头。
“你告诉他这件事没有？”
“他说这难以置信。”她想笑，但没笑出来。
“我会让他相信的，”他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她告诉了他号码。他往阿曼多的办公室打了电话，确认是他本人在接电话时，就让他立刻到他的公寓来一趟。
“你对罗莎要负一个重大的责任。”
“我对我的家庭负有重大责任。”阿曼多回答说。
“你在这之前就该考虑到这一点。”
“好吧，我明天下班以后再去吧。今天是不可能的。我还有个木工合同等着要履行呢。”
“她会等着你的。”教授说。
他把电话挂上之后，感到气消了一点。当然这更多是情绪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你对你目前怀孕的情况很确定吗？”
“可以肯定，”她这时哭了起来，“明天就是我儿子的生日。要是让他知道他的母亲竟是个破鞋，真是个好生日礼物。他非把我骨头打断不可，就是不用拳头打断，也得用牙咬断。”
“你现在还能怀孕，好像不可能，你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我母亲五十岁还生孩子呢。”
“有没有可能是你搞错了呢？”
“我也不知道，我从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可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寡妇———”
“我看，还是先搞搞清楚再说。”
“是的，我也想这么做，”罗莎说，“我想找住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接生婆。可我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手中有几个钱，在我不工作的那段时间都花光了。我连乘车到这儿都是借的钱。现在阿曼多也帮不上忙，这个星期他在给他妻子治牙，她的牙也很糟，可怜的人。所以我才来找您。您能不能先预支我两千里拉，我好去找接生婆。”
过了一会儿，他从衣袋里掏出两张一千里拉面值的钞票。“去找医生吧。”他说。他还想告诉她，如果她真的怀孕了就不要回来了。但他又怕她会做出些想不开的事儿来，或者她是在骗他，所以还可以继续工作。不过他不再想再继续留用她了。一想到妻子女儿很快就要回来了，让她们如何面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他有些紧张，感到很不舒服。他必须尽快摆脱这个女佣。
第二天罗莎十二点才回来，而不是往常的九点。她那黑黑的面庞显得苍白。“请原谅我迟到了，”她低声地说，“我去我丈夫的墓前去祈祷了。”
“那很好，”教授说，“不过，你是否去看过那个接生婆？”
“还没有。”
“为什么还不去？”虽然生气，但他说话还是比较平静。
她两眼盯着地板。
“回答我的问题。”
“我本想说我在汽车上把那二千里拉丢了，可是去过我丈夫的墓，我想我该说实话。因为真相总要大白的。”
真是太可怕了，他想，这将无尽无休了。“你用那笔钱干什么了？”
“我正要说呢，”罗莎叹了口气。“我给我儿子买了礼物，倒不是他配得到这份礼物，可那是他的生日呀。”她已是痛哭流泪了。
他看了看她，说：“请跟我来。”
教授就穿着那件浴袍走出了公寓，罗莎跟在后面。打开电梯门，他走进电梯间，然后让她也进来了。
他们往下降了两层楼，然后他走出电梯，贴近每个房门看上面铜牌上的名字。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门之后，按动了门铃。一个女佣来应门，让他们进去了。她看到罗莎的表情吓了一跳。
“医生在吗？”教授问这个女仆。
“让我看一看。”
“请问他，能否占用他一会儿时间，我就住在这楼的楼上。”
“好的，先生。”她又看了一眼罗莎，然后就进里面去了。
那个意大利医生走了出来，个子不高，留着胡子，是个中年人。教授和他在公寓的院子里打过照面。他在扣衬衫袖口的纽扣。
“先生，我很抱歉来麻烦您，”教授说，“这是我家的女仆，她现在有点困难，她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怀孕了。您能帮忙吗？”
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罗莎，她这时还用手帕在擦眼泪。
“让她到我办公室来。”
“谢谢。”教授说。医生点了点头。
教授上楼回公寓了。半小时后，电话铃响了。
“喂。”
是医生打来的。“她没有怀孕，”他说，“她很害怕。她的肝脏不好。”
“可以肯定吗，医生？”
“是的。”
“谢谢你，”教授说，“如果您给她开药方，就由我来付钱，给我一个账单就行了。”
“好的。”医生说，他挂上了电话。
罗莎回来了。“医生告诉你了吧？”教授问道，“你并没有怀孕。”
“真是托圣母玛利亚的福了。”罗莎说。
教授口气十分平静地告诉她，她得离开这里。“罗莎，很抱歉，我不能总被套在这类事情里，让我没法工作。”
她把头转了过去。
房门的门铃响了。是阿曼多，他又瘦又小，穿着一件瓦灰色长大衣。他戴着一顶相当时髦的博尔萨利诺牌的宽檐软毡帽，蓄着窄窄的短须。黑色的眼睛带有些忧虑的神色，帽檐向下压得很低，几乎把眼睛掩住。
罗莎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