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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亲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叫着要了账单。回去的路上，父亲在切廷平稳驾驶的车里睡着了。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和芙颂长久地接吻后，告诉她因为和父亲吃了午饭所以嘴里有酒味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天鹅绒盒子。
“打开看看。”
芙颂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这不是我的耳坠。这是珍珠，很贵的。”
“喜欢吗？”
“我的耳坠在哪里？”
“你的耳坠消失了，然后有天早上我一看，它来到了我的床前，还带来了另外一只。我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天鹅绒盒子，带来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芙颂说：“我不是小孩子。这不是我的耳坠。”
“亲爱的，从精神上来说，我认为是你的耳坠。”
“我要我的耳坠。”
“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根本没法戴这副耳坠……所有人都会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别戴。但你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但这是你为了取代我的耳坠才给我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把那只耳坠弄丢，你就不会拿这个过来。你真的弄丢了吗，你做什么了，我很好奇。”
“总有一天它会从家里的柜子里跑出来的。”
芙颂说：“总有一天……你说的好轻松……你太不负责了。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我带着缓一时之急的慌乱说：“不会很久。到那天我把这辆自行车也带上，晚上去拜访你的父母。”
芙颂说：“我等着。”随后我们开始接吻。“你嘴里的酒味很难闻。”
但是我继续吻她，开始做爱后所有这些烦恼全给忘了。我把父亲给他情人买的耳坠放在了那里。
22。拉赫米的手
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1＇通姆巴拉，一种对数字的游戏。把写有1—90数字的小木牌放进一个口袋里，然后把上面写有这些数字（三行，每行5个数字）的纸牌分发给玩游戏的人。由一人从布袋里依次摸出木牌并通报数字，如果纸牌上有摸出的数字，就用干扁豆或是蚕豆将此数字盖住，第一个对完第一行数字的人喊“第一个沁可”，赢得三等奖，第一个对完第二行的人喊“第二个沁可”，赢得二等奖，首先把纸牌上15个数字全部对完者喊“通姆巴拉”，赢得一等奖。＇1＇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又用他点燃的火柴点着了烟，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样，我们三人用一种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时跷起二郎腿开始抽烟了。
墙上，像欧洲人在墙上挂油画那样“挂着”一块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为马尔泰派香烟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种自己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深层次”问题的错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会幸福。当然多数人处在两者之间。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发现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没发现也许是守护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没发现自己的幸福，不是为了守护它，而是因为我害怕一种正在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颂。那些天难道就是这种恐惧让我变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吗？
看着那些摆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里的家具（墙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漂亮温度计、一块写着“以真主的名义”的木牌），瞬间我以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来了。电视上面铺着一块手工钩织的垫子，垫子上放着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看到小狗时，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我先想到了这点，然后是芙颂。
23。沉默
。
越是接近订婚的日子，我和芙颂之间的沉默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沉默毒药般浸透到我们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的约会和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做爱里。
有一次她说：“我妈收到了订婚仪式的请帖。我妈很高兴，我爸说我们应该去，他们要我也去。感谢真主第二天有高考，我就没必要在家装病了。”
我说：“请帖是我妈发的。你千万别去。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
我希望芙颂附和地说“那你就别去”，但她什么也没说。随着订婚日子的日益临近，我们更加热烈地做爱，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恋人一样，我们用习惯的手——胳膊——身体动作搂抱对方，有时我们不说任何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窗纱。
直到订婚那天，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和长久做爱。就像我们从不谈起我们的处境、我的订婚、今后将怎样一样，对那些会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的事情也尽量避而远之。这把我们拖进了一种沉默。窗外依然会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尽管刚开始做爱的那些天我们也没有谈起今后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地说起我们共同的亲戚、普通的尼相塔什传闻和那些坏男人。现在我们之所以忧伤，也是因为这些谈笑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这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