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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１３〕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１４〕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１５〕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１６〕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１７〕，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１８〕，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１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ｅｂｅｎ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２１〕，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２４〕。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２５〕，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Ｕｐｔｏｎ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创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开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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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２〕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ＬaＴｏｌmｔｏｙ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３〕托尔斯泰（xayazkfs＇k，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著映て∷怠墩秸牒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４〕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５〕“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６〕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７〕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８〕创造社成立初期，成仿吾主张文学“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追求文学的“全”和“美”，存在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一九二六年他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再回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所以这里说他是“复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