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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勒是怀着完成任务，并且好运临头的感觉去休假的。他父亲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尔弗莱德，他的父亲，杰出的外交官，刚刚以一级部长的身份退休。对他儿子的事业表现十分乐观。而且毫不迟疑地对亚洲事务部副部长贝特罗先生施加影响，以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信中，他也告诉儿子，他母亲非常关注他所经历的事情。
巴黎，1912年2月16日
感谢上天，你终于有消息了，而且是好消息！听你来信的语气，我感到你圆满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在休息中恢复着力量。这次任务会在你的事业中留下痕迹。稍微等一等，你就会收获果实。
我2月10日去看望了贝特罗先生，他读了你的报告，欣赏你的漂亮的作为。只是他认为，医生护士都离开了成都，只有你自己留下，令人感到有些遗憾。真是说得容易！他想象不出，在12月8日那个可怕的日子之后，欧洲侨民的精神状态会如何紧张。他提出，外国人没有受到革命运动的威胁。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在如此可怕的事件之中失去判断，因为成都正是动乱中心。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自己也可能误判。
在谈话之后，我给他写信，建议表彰你，让你跳过成都使馆“特派员”这一级，到新的岗位上，也能保留你现在的级别。他回答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成都使馆已经有一个人选。我能做的，就是把他调到上海工作两年，以使乐和甘能够享受两个半期的任期。”他还说：“别为您的孩子担心。我对他很感兴趣。我欣赏他。这个表现会影响他的事业的，因为我从不放弃一个优秀的官员，也不会缩减我能做的部分。”
无论如何，你应该有信心，你既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浪费心血。这对刚开始工作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机会，这会使自己为人所知，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这些业绩不会被人遗忘。
我想你不会感到吃惊，你母亲在你度过悲剧的时刻，非常激动，深受刺激。她因此得了神经性皮炎。她现在好点了。她总是警觉和勇敢的，不会被击垮。可是，她无限的母亲柔情，经过了一次强硬的考验。
阿尔弗雷德·k
儒勒离开中国的日子到来了，中国将经历更困苦的时日，而儒勒的目光从此转向了法国。他没有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而是乘坐了一艘海船。心情轻松，精神平静，他只是稍稍关注了一下他父亲1912年5月发给他电报中的消息：“你们听说那巨大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可怕消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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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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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在中国了……”
儒勒·乐和甘
1913年5月
1912年5月，儒勒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三年“学徒”阶段，头一次回法国休假。成都的暴乱就好像一个结业考试。他勇敢镇静地过了关，也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回到家乡，见到他的通信对象：母亲玛利亚，好好修养。
受到天性中的激情和所获业绩的鼓励，儒勒在假期过后，就又踏上这已成为他第二故乡的中国。由于勇敢度过成都的暴乱，他得到大部分上级的赏识，从此成为年轻有为的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亚洲部的文件上。
1913年5月的旅行，路线和方式与他四年前来中国的完全一样。他沿路停留拜访了一些朋友，也以不倦怠的儒勒式风格，一路记下了关于风景的感想。当他进入满洲里，这个前清朝的摇篮，已经在一年前成为共和国的一个北方省份时，他写道：“好了，又到中国了。”
北京的繁忙气氛很快就让他厌倦了，儒勒继续向南，沿着他第一次走过的水路，在汉口停下来。这里是他的新岗位。汉口在成都的下游，湖北省境内，位于儒勒曾经“战斗”过的四川的东部。
其实，在儒勒远离中国的一年内，共和国的春天燃烧着战火，国家处于最低迷的时期。溥仪离开了帝位，总统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他惟一的心愿就是自己做皇帝。如果制度外表都是共和的，那么现实则和这种现代化相反。
意识到国家不能被引领到共和的道路上，孙中山的党派再次在长江中下游发动了革命，虽然很快遭到挫败，但是表明这个国家再次进入战乱时期。
在中国战争频发的时候，法国也正在进入“一战”的前夕。在这个中法两国都不平安的时段，却是儒勒人生发展最旺盛的阶段。在即将来临的十三年里，他不停地绷紧弓弦，直到1925年广州的大罢工，他的表现巩固了他作为出色外交家的名声。在个人生活中，他碰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他孩子们母亲的麦尔塞黛。1913年6月7日，刚到汉口安扎下来的儒勒这样向他的母亲写道：“我今天开始正常运转了，以给你写信，让你安心为开始。如果有必要，一个词就够了，一切都向着‘美妙’的方向发展着”。
汉口，周日，191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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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
终于一个人了！终于安静了！ 好好舒口气！我的信周三才能发出。我们这些天一会儿碰到喜剧，一会儿碰到悲剧 。我们保住了几个住在租界的密谋者的脑袋，他们却来回地给我们制造麻烦，并且在中国政要面前把使馆弄到最尴尬的地步。我的同事正在去上海的路上，他要到那里会见这些有趣的人。我呢，我继续逮捕人，在住宅里，在大街和小巷里……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职务呀！
欧洲人占据的汉口，包括五个租界：英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日本的。公共的领域是外滩，一半河岸，一半公路，绕河好几公里。每个租界都分为两部分：一个正式租界，不经过允许，中国人不能居住，而且这种中国人的居住权总是可以被撤消的。另一个是“后租界”，完全是中国的，只是很清洁，没有不良气味。在我们的租界里，有六千多名外来居民，所有关于司法、治安的规定都对他们有效。你自己可以看到这是个有矛盾的情境：你能想象，三万巴黎人归属在法国政府的权威下，却由外国使馆来管理吗？如果这只是矛盾，并没什么关系，最糟糕的是，这是个艰难的结。谁会发明这样一种组合呢？在1860年可能还有理由。如今，我们希望能去除它。
汉口，1913年7月8日
你想让我给你介绍几位汉口的人物吗？从我们的仆人开始吧。厨师阿那米特，一个中文词也不懂，对法文却是能说会写！真是不错。他一天到晚守着炉灶，我一星期也见不到他一次。张，男仆，理发师，裁缝，清洁工，总管家。老实人中的老实人。（替他的主人节省钱财）我几乎是被迫省掉很多必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那太贵了。自从到这里之后，我就徒劳无功地好几次要求买一个字纸篓，价格是八元。这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宁可让我把纸在地上乱扔，也不愿让我为这样一个奢侈品而破产。
我已经和你谈过一些我的中文老师了。这是个市立中学校的学生，他父亲是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他法语说得很好。他的兄弟之中还有一位语言学家，我给他颁发了学位证书！这个老师很善良，我们有最纯粹的友谊：我竟然需要花三个小时来说服他在月底接受我给他的报酬。然而第二天，他还是非常得体地请求我再也不要给他任何东西，“以免破坏了友谊”。咱们还没有这样一位教授的概念！他用非常可爱的中文，请求我向你致意。勒孔特先生和我想把他送到法国去，因为他看上去真有数学天才。谁知道：没准你不久后会见到他呢！
汉口，1913年7月30日
尤是我的朋友、老师和学生。他请我在租界一家饭店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他的一个兄弟也来了。我们又一次品尝了野鸡翅，莲籽，还有另外十道非常合我口味的菜肴。喝的是加香味的中国酒。探索美食之后，我们乘火车到了汉水的尽头，汉水和长江交汇的地方，汉口在它的西岸。然后，我们乘船慢慢下到汉口租界。我们喝了柠檬汁，以获取抵抗酷热和烈日的力量。这一天是由一场射击比赛开始的，我参加了法国志愿组。因此，我被邀请每周日到两三公里之外的射击场去。我们在250米外射6发跪姿的，再射6发站姿的。我运气不平衡：闭眼射的那发其准克无比，睁着眼射的那些稍差一点。
革命好像被压制到萎靡了。袁世凯按中国说法是头号人物：他有勇有谋，这两方面优点他都十分明显。
再会，亲爱的妈妈，吻你
儒勒
1913年的8月，汉口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酷热使人很难轻松下来。儒勒在这里庆祝了他的28岁生日。如果这时有什么乡愁侵袭他的话，很快就被他新找到的友情驱散了。这些友情一个来自他的同事特依，还有一个来自他的中文老师尤。这位他来到中国后找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十分重要。首先，尤使他可以逃离长期以来很难忍受的西方人聚集的晚会，而去分享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杯柠檬汁或是一段莫里埃的戏剧朗读……尤其重要的是，他给了儒勒一个更加亲密、更加真诚地接触中国人民的机会。从各种偏见里摆脱出来，包括自身文化的，来自驻华的法国侨民的，更普遍的是来自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儒勒就这样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以至于他常常夸耀地说，他在法中混合法庭上，用“中国式的，至少是一半中国的方式”来处理事务。
这年10月，袁世凯被提名为中华共和国总统。为了保证外国势力的支持，他把孙中山流放到了日本，后者则在那里等待着历史给他的更大的机会。儒勒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谈到袁世凯作为政治人物的“品质”的时候，他非常准确地说：“中国离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