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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是中国国庆节，我没有去阅兵，而是进行了一次舒服的远游。我们乘火车向北走，这是惟一通往蒙古的道路。那里有长城，或者说几座长城，因为人们在此地建了三段。尽管有16个轮子在转，火车还是很慢，我们一小时后才到。我们在草地上进午餐，快3点钟才返回，又欣赏了一番景致。不是个充实的假日吗？
西方战场的消息不错。我们都很清楚了，有时候距离得远，消息反而知道得更快。他们说，年底将有五十万美国人到欧洲，明天春天增加到一百万。这会替代失败的俄国人。
再会，亲爱的妈妈。温柔地吻你
儒勒
北京，1917年11月2日
亲爱的妈妈：
我当然同意你的说法，在一起比分开想念要好。可惜现在我没有一点可能回来。当我们的士兵在前线作战的时候，我回来休假十分不妥（人们不会给我假），而且，尽管我要求了很多次，至今还没办法让自己以参战中国劳工“领导”的身份回来。没办法，只有更耐心地等待缓和的时机。
北京，19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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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7
亲爱的妈妈：
真是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心里还觉得高兴！我们的午夜弥撒非常成功，尤其是合唱团很到位。
弥撒过后，我邀请那些军事合唱团的成员和我共同守夜。可是宴会和合唱的“热情”，使我没意识到自己着凉了，尽管我穿着皮衣。所以直到今天下午4点，我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不觉得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时不时记得生活中的“不适”，特别是在过于快乐之后，没什么不好的。而且，在节日的时候，这样远离人群和事情，可以在心底思念亲人，唤回过去，重温旧梦。
上面这些充满乡愁的语句是八年来儒勒和母亲通信的最后几句话。儒勒和玛利亚，如此牵挂，常常想着相聚，终于就要实现他们的愿望了。
1918年初，儒勒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毫不怀疑这是欧洲人将获解放的年头，而他却没有料到，从此开始的几年之中，他的生存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这年年初，法国气氛低迷，因为德国人逼近巴黎，贝当已经要求政府撤离。除了重炮轰炸以外，还有飞机扔炸弹。巴黎人的命运不可预测。而玛利亚以66岁的高龄，继续在炮火中给士兵提供援助。
幸运的是，1918年夏天，美国人的援助使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转变。11月11日凌晨5点，在禾冬德，签定了停火协议，战争结束了。
而中国在这一切当中的角色呢？中国远离欧洲战场，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中国自身的命运常常有规律地和法国的命运发生交织。需要重提的是，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而在停火之后，法国境内进行的关于战后处理的讨论，严重而意外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冲撞矛盾、希望和期待之后，积聚了发生巨变的条件。1911年的革命确实用共和制代替了帝制，但是离人民能够享受这种政治果实的时刻还很远。其实，是保守派和军事势力利用了政治和现代化的力量，从中获利。从1912年起，一个“双面的中国”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显然是一个被军阀控制的国家，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如帮派、黑社会、鸦片交易），社会完全失去秩序，进入一种停滞和倒退。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从深处发生变化的国家，人们要求民族复兴，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摆脱出来。这些思想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思潮在不少的出版物中得到反映，特别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一位叫毛泽东的人，当时以一个湖南教师的身份发表了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意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它发生在1910年到1915年间，由新生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倡导人。而凡尔塞条约的签定，粉碎了中国社会心底的期待。
1919年1月，在凡尔塞召开了和平会议。中国是谈判桌上的战胜国一方，却因为谈判代表是日本傀儡而签下了把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条文。1919年5月4日，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之后发展为罢课，上海的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危机引起了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拒绝政府再拿主权和外国人做交易。1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