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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在使他苦脑。”
“是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感到害怕。可能他对自己心灵的眼睛迷迷糊糊看到的境界是否真实，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有时候使我觉得他非常古怪；他给我一个印象，就象是个梦游者在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大战前他人非常正常。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人吊儿郎当的，兴致总是那么好，跟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的为人既可爱，又可笑。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厉害？”
“我也说不了。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对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要看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有一次在全圣节那一天，法国人称做的死者节，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第一次向法国进军时曾经被骚扰过。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戴孝的女人，教堂墓园里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惨而庄严的弥撒在进行时，女人都哭了，男人也哭了。我当时有个感觉，仿佛那些睡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可能比那些活人要好受些，我把这个感想告诉一个朋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法解释，而且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象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因为它们已经不能再派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我不想给读者一个印象，好象我要把拉里大战中那件使他极端不能平静的遭遇搞得神秘化，到适当时候，再加以揭露。我想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过。可是，他在多年之后，却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相识的女子，苏姗？鲁维埃，关于那个救了他性命而牺牲了的年轻空军情况。苏姗转告了我，所以，我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重述事情的经过。我是根据苏姗的法语转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他的小分队里另一个男孩子结下很深的友谊。苏姗只知道拉里用以称呼他的带有讽刺性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家伙，爱尔兰人。我们经常叫他帕特西，”拉里告诉苏姗，“而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哎，简直是生龙活虎一般。他长了一张古怪的脸，笑起来也是那副怪样子，人家只要看见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是个横冲直撞的家伙，什么想入非非的事都做得出；上级经常把他叫去臭骂一顿。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作战时差一点儿就送掉性命，他却笑得嘴咧得多大的，就象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一样。可是，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在天上时，非常沉着和警觉。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把我看作是他的小弟弟；这的确有点滑稽，因为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如果动起手来，我可以随便一拳就把他打倒。
有一次，在巴黎，他吃醉了酒，真的把他打倒过。
“我参加空军小分队时，人有点不够振作而且怕自己做不出成绩来，他总是跟我讲些好话，加强我的自信心。他对战争的看法很怪，对德国鬼子一点没有敌意；可是，他喜欢打架，和德国鬼子打仗，他从心眼里快活。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在他看来，等于和德国人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人老脸皮厚的，一点没有管束，一点不知轻重，可是，有那么一点真挚的地方，使你没有法子不喜欢他。在你身上会随便把钱花光，也会把你的钱随便花光。如果你觉得寂寞，或者想家，或者害怕，象我有时候那样，他就会看出来，一张丑陋的小脸，这时就会满堆着笑，说些打中你心坎的话，使你心情恢复过来。”
拉里抽他的烟斗，苏姗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时常打假报告，使我们能够一同出去休假；我们一到了巴黎，他人就野了。我们玩得真是开心啊。我们在三月初旬计算要有一个时候假期，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预先定下计划。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打算尝试一下。走前一天，队里叫我们飞到敌方上空侦察，把我们看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突然间，我们碰上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干了起来。其中一架在我后面追来，可是我先得了手。我回头看看它会不会摔下去，就在这时，我从眼角里瞄到另一架飞机钉着我的尾巴。我低冲躲开它，可是，它一转眼就追上我，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我看见帕特西就象一道闪电似的向它冲下来，把所有的弹药都对准它放。它们吃不消溜走了，我们也回到阵地。我的飞机给打得遍体鳞伤，我侥幸着陆了。帕特西比我先着陆。我下了飞机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飞机。他躺在地上，人们在等待救护车开来。他看见我时，咧开嘴笑了。
“‘我打掉了那个钉着你尾巴的讨厌鬼，’他说。
“‘你怎么啦，帕特西？’我问。
“‘哦，没有关系。他打中我的胳臂。’“他脸色惨白。突然间，脸上显出一种古怪神情。他这才恍悟出自己要死了，而死的可能性在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转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拦他，他已经坐了起来，笑了一声。
“‘呀，我他妈的，’他说。
“他倒下死了。不过二十二岁。他本来预备战后回爱尔兰和一个姑娘结婚的。”
我和伊莎贝儿谈话的第二天，就离开芝加哥上旧金山，在那边再坐船去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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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二、三
一直到第二年六月底，艾略特来到伦敦，我才和他重又见面。我问他拉里究竟去了巴黎没有；他告诉我去了。艾略特对他很是恼火，使我听了暗笑。
“我对这孩子本来抱有同情，他要在巴黎住上两年，我也不能怪他，我而且准备拉他一把。我告诉他，一到巴黎，就通知我，可是，直到路易莎写信告诉我他在巴黎时，我才知道他来了。我由美国旅行社转给他一封信——这通信地址是路易莎告诉我的——叫他上我家来吃晚饭，好和几个我认为他应当认识的人见见面；我想先让他见见那批法美籍的人，爱米丽？德？蒙塔杜尔和格拉西？德？夏托加亚尔等，你知道，他回信怎么说？他说，他很抱歉，不能够来，而且他没有带晚礼服。”
艾略特眼睛盯着我望，指望这点吐露能引起我的震动。当他看见我处之泰然时，眉毛抬了起来，很不屑的样子。
“他的回信写在一张乌七八糟的信纸上，上面印有拉丁区一家咖啡馆的名字；我写回信给他，要他把他的住址告诉我。我觉得，为了伊莎贝儿的缘故，我非得帮助他一下不可；我想也许他脸嫩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相信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到巴黎来会不带晚礼服的，而且不管怎样说，巴黎的服装店也还过得去：所以，我就邀他来吃午饭，而且说客人不多，可是，你相信不相信，他不但不理会我要求他把住址告诉我，仍旧是美国旅行社转，而且说他从来不吃午饭。这一来，我可把他没有办法了。”
“下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
“不知道，而且告诉你老实话，我也不想知道。恐怕他是个极端没有出息的青年人，我认为伊莎贝儿嫁给他，是个大错。说到底，如果他过的是正常生活，我在里茨酒吧间或者富凯饭店或者什么地方总该会碰见他。”
这些时髦地方，有时候我自己也去，但是，别的地方也去。就在这一年的秋初，我上马赛去，预备乘法邮公司的船上新加坡，碰巧在巴黎呆了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朋友在蒙帕纳司区吃过晚饭，一同去多姆咖啡店喝杯啤酒。我四面看看，不久就瞧见拉里一个人靠着一张大理石的桌子，坐在拥挤的走廊上。他在悠然望着来往行人；闷热的白天过后，那些行人正在享受晚凉。我丢下我的朋友向他走去。
拉里看见我，脸上露出笑容。他请我坐下，可是，我说，我还有朋友在一起，不能多留。
“我只想问候你好不好，”我说。
“你住在巴黎吗？”他问。
“只有几天工夫。”
“明天跟我吃午饭好吗？”
“我还以为你不吃午饭呢？”
他咯咯笑了。
“你见过艾略特了。我一般不吃，没有时间吃，所以，我只吃一杯牛奶和一块烧饼。可是，我很想跟你一起吃午饭。”
“好的。”
我们约好隔天在多姆见面，先喝杯酒开胃，然后在蒙帕纳司大街上找个馆子吃饭。我回到我的朋友那里，坐着谈天。当我再望望拉里时，他已经走了。
二
第二天上午，我过得很开心。我去卢森堡博物馆＇注＇花了一个小时看了几张我喜欢的画，然后，在园子里闲逛，追忆着我的青年时代。什么都没有变。那些沿着沙砾小径一对对走着，热烈地讨论那些使他们兴奋的作家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学生。那些在保姆的监视目光下滚着铁环的儿童，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保姆和儿童。
那些晒着太阳、看着早报的老人，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老人。那些戴着孝，坐在公共长凳上，相互谈着食品价格和佣人弊病的，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中年妇女。后来我去奥台翁剧院，看看走廊上陈列的新书，而且看见那些青年人和我三十年前一样，在穿着长罩衫侍役的不耐烦目光下，尽量多看一点他们买不起的书。后来我懒懒散散穿过那些亲切而阴沉的小街到了蒙帕纳司大街，再走到多姆咖啡馆。拉里在等我。
我们喝了一杯酒，就沿着马路找到一家可以在室外进餐的馆子。
拉里可能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要苍白些，这使他陷在眼窝里的一双黑眼睛颜色更加深了；可是人还是那么自如，这在一个年纪这样轻的人很是稀奇，而且笑得还是那么天真。我注意到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重音很好；向他表示祝贺。
“你知道，我以前懂得一点法语，”他解释说。“路易莎伯母给伊莎贝儿聘的一位家庭教师是法国人，他们在麻汾时总要叫我们始终跟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