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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头的女人都没有，那怕是象我这样又老又丑又无用的女人。”
她没有被获准进去。于是，她坐在窗前企图用她的安魂经来圣化垂死者说出的那些异教徒的胡言乱语。将军去世后，她靠公共施舍活了下来，终生守孝，直到她 101 岁去世时为止。
当星期三初夜时分，邻村马马托科的牧师带着圣餐来到的时候，她在道路上撒满鲜花，并领着大家唱哀歌。两队光着脚，身穿黑色粗麻长袍、头戴花冠的印第安妇女走在前头，手里端着油灯为牧师照亮道路，同时用她们的语言为垂死者祈祷。他们穿过费尔南达在前边为他们洒满花瓣的小道，在那如此撼人心扉的瞬间，谁也没有敢去阻拦他们．将军听到这些人走进卧室，便从吊床上欠起身子，用脸膊遮着眼睛避开灯光。接着，他朝他们大吼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把这些长明灯拿走，这简直像幽灵的游行。”
为了避免别的屋子里压抑的气氛把已经被宣判死刑的将军窒息死，费尔南多叫来了马马托科的一支街头乐队，在庭院里罗望子树下一直吹打了一天。将军对所奏乐曲的镇静功能反应良好，一再让重奏“圣三会修女”舞曲，那是他最喜欢的对舞，人们也喜闻乐见。过去，将军不管走到哪儿，都亲自散发这首舞曲的乐谱，所以它成了谁都熟悉的一首乐曲。
奴隶们停下了榨糖机，在窗户上攀缘植物的缝隙里长时间地注视着将军。他裹在一条白床单里，面容比死人还苍白、憔悴。他新生的头发支棱着，脑袋象个刺猬，一边听着乐曲，一边晃脑袋打着拍子。每听完一支乐曲，他都以在巴黎歌剧院中学会的惯常礼貌鼓掌欢迎。
中午，在乐曲的鼓舞下，他居然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几个西谷椰子粉团子和几块清蒸鸡。接着，他要了面小镜子在吊床上照了照，说道：“就我这样的眼神，我还不致于死。”本来人们对雷韦伦多大夫的所谓奇迹已经失望，此刻又使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当他的病情看上去有所好转时，他却把萨尔达将军错当成在博亚卡战役之后被桑坦德将军于一天之内未经预先审讯便枪决了的 38 名西班牙军官中的一位。接着，病情又急转直下，再没有恢复过来。他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叫嚷着让把乐师撤得远远的，不要打扰他临死前的安宁。当将军恢复平静之后，他盼咐威尔逊起草一封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的信，要求他和乌达内塔将军和好，算是对他死后的一种纪念。以挽救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他仅仅对他口授了这封信的开头：“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给您写这封信。”
晚上，他跟费尔南多谈得很晚，第一次就后者的前程提出了劝告。他们曾有过共同撰写回忆录的计划，但是，由于这位侄子在他身边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方便地写出来，让他的子孙后代既了解将军那些光荣的岁月，也了解他那些不幸的时刻。“如果奥利里没政变他们的想法的话，他会写点什么的。”
将军说，“但他跟我写的将不会一样。”费尔南多当时 26 岁，后来他活到 88 岁，他的回忆录只是支离破碎地写了屈指可数的几页，因为命运之神使他如此幸运，让他失去了记忆。
将军口授遗嘱的时候，何塞？帕拉西奥斯一直在卧室里，但在那种象举行圣礼一样庄严的场合，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没说一句话。可是，到了晚上，在给将军洗澡以松弛他身体的时候，他请求将军改变遗嘱上有关他的决定。“我们一辈子受穷受惯了，所以什么也不需要。”他对将军说。
“事实恰恰相反，”将军对他说，“我们一辈子都富有，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多余过。”
两个人的这两种极端的说法都有道理。在他的主人、将军的母亲安排下，何塞？帕拉西奥斯自幼便侍候将军。他没有被正式宣布解放，但一直浮游于文职人员的边缘，从没有给他定过工资．也没有为他确定过地位，他的个人需要一直和将军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他甚至连吃饭穿衣的方式都跟将军一样，而且比将军的简朴还简朴，将军不愿意把他扔下不管，让他既没有军衔，也没有退休养老证明，因为到他这个年纪，已无法开始新生活了。因此，没有别的选择，8000 比索的条文不仅不能取消，而且是不能拒绝接受的。
“这是公正的。”将军最后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断然反驳道：“我们一块死才算公正。”
事情的确如此。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如此不善经营钱财，笨拙得跟将军不差分毫。将军死后他留在了卡塔赫纳，靠公共施舍度日。他借酒浇愁，放浪形骸，86 岁时，由于可怕的震颤性谵妄症的折磨，他在污泥中打着滚，死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穴里，那是“解放者”军队人员退伍后沦为乞丐的聚居之地。
12 月 10 日，将军醒来时已是奄奄一息，人们立即叫来了埃斯特韦斯，以便让将军忏悔。大主教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他对这次会见如此重视，以至穿上了主教法衣。但遵照将军的意见，他们关门单独相见，没有一个证人，而且会见只持续了 14 分钟。永远没人知道他们淡了些什么。大主教匆匆忙忙地走出来，脸色十分难看，他爬上华丽的轿式马车不辞而别，后来尽管叫了他多次，但他既没有主持葬礼，也没有出席葬礼。将军已十分衰弱，自己已无力从吊床上爬起来，医生不得不象对新生儿似地用胳膊抱着他，让他倚着枕头坐在吊床上，以防咳嗽憋死。当他终于喘过气来的时候，他让所有人都出去，要跟医生单独交谈。
“我真没想到这次病得这么严重，居然身上要涂圣油了。”他对医生说，我是个没有福气相信天堂的人。
“不是这么回事，”雷韦伦多医生说，“眼前的这些事表明，处理好良心上的问题能振作起患者的精神，便于医生洽疗。”
将军没有重视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那时他已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疾病同他的梦想之间的疯狂赛跑即将到达终点了。这使他不寒而栗，因为他以后的世界便是一片黑暗了。
“他妈的，”将军叹道，“我怎样才能走出这座迷宫啊！”
借着回光返照的来临，他审视了一下房间，第一次看清了里面的一切：借来的最后一张大床，破旧得令人可怜的梳妆台，那面模糊不清的镜子，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出现在里面了。掉了磁的水罐依然盛着水，搁着毛巾和肥皂，那已是为别人准备的了；无情的八角钟象脱僵的野马不可抗拒地向 12 月 17 日飞奔，很快将指到将军生命的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七分。那时将军将交叉的双臂放在胸部，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以宏亮的声音唱着清晨六时的圣母颂。他透过窗户，他看到了天空中闪闪发光、将一去不复返的金星，雪山顶上的长年积雪，新生的攀缘植物。但下一个星期六，在因服丧而紧闭大门的邸宅里他将看不到那些黄色的钟状小花的开花了。这是生命的最后闪光，在今后多少个世纪内，这样的生命，将再也不会在人世间重现。
作者谢辞 多年以来，我一直听阿尔瓦罗？穆蒂斯说他有把西蒙？玻利瓦尔沿马格达莱纳河作最后一次旅行的事迹撰写成书的计划。当他发表了《最后的面孔》一文——此为提前发表的该书的一个片断——时，我觉得故事相当成熟，风格和笔调如此纯净，以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尽快拜读整部作品了。但是两年过去了，我觉得穆蒂斯似乎已把此事置诸脑后了，就象我们许多作家对待自己最钟情为幻梦一样。只是在这时，我才鼓起勇气请求他允许我写这个题材。这是“窥伺”
了十年之后的成功一击，所以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阿尔瓦罗？穆蒂斯。
起初，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小说主人公的光荣业绩，而是马格达莱纳河。我从小就熟悉这条河。我有幸诞生在加勒比海岸，从那儿登船起航，直达那个遥远的混浊的波哥大城。从第一次到达波哥大时起，我便感到自己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象个异乡人。在我求学的时代，我沿着马格达莱纳河来回旅行了 11 次，乘坐的轮船是由密西西比造船厂制造的，那注定会引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也使任何作家无法抵御那些神秘的故事的诱惑。
此外，有关的那些历史依据倒没有使我操太多的心，因为玻利瓦尔最后一次沿河旅行的历史，是他生平中文字记载最少的一段。将军本人只写过三、四封信—— 他一生大概口授了 1 万多封信，而他的随行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对那不幸的 14 天留下什么文字的回忆。尽管如此，从开始写小说的第一章起，我就不得不就玻利瓦尔的生活方式偶而去查阅一下有关资料。查阅一个货抖，又引出了另一个资料，然后又是另一个，结果便发生了连锁反应，直至多得无法再查下去。在漫长的两年中间，我完全陷入了洪流般的、自相矛盾的、有时是真伪难辨的材料流沙之中，从玻利瓦尔的副官丹尼尔？佛洛伦西奥？奥利里写的 34 卷回忆录到意想不到的剪报我无不涉猎。由于我对历史研究既少经验也无方法，这样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如果没有那些在一个半世纪中间先于我反复踏上那片土地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无法写成的。我借助于他们独一无二的资料，又不放弃写小说可以自由虚构的特权，这样对玻利瓦尔的一生进行大胆的文学创作就容易得多了。但是，我特别感激我的那些新老朋友们，他们不仅把我那些重大的疑问——譬如玻利瓦尔面临种种真实矛盾时的真实政治思想——当成自己的事，给予极大的重视，而且甘我提出的那些最无足轻重的疑问——譬如波利瓦尔穿鞋的号码——也同样一丝不苟地对待。然而，我最敬重的还是那些在这份感谢名单中由于我那该死的健忘症而被疏忽了的人们的宽容。
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欧亨尼奥？古铁雷斯？塞利在回答我厚厚一叠的问题单时，专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