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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马车夫，满足于现状，喜爱佳肴，喜欢在安息日和节日坐在桌前唱歌，喜欢在冬夜喝杯荷兰烈酒。他从来不殴打他的马，不畏艰难险阻。他喜欢独自旅行，步履缓慢而轻松。他的马车载着树木和一袋袋粮食穿过黑黝黝的森林、空旷的平原，穿过狂风暴雪，穿过冬天覆盖河面的一层薄冰。
一旦冰在沉重的马车下碎裂（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一遍遍地提到冬天的夜晚），耶胡达·莱夫就会跳入冰水中，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抓住马辔，把马和车拉到安全的地方。拉莎凯拉为她的马车夫丈夫生了三儿三女。但是在1884年她身染重病，克劳斯纳一家决定离开立陶宛偏僻的乡村，辗转数百里来到敖德萨，拉莎凯拉就生在那个地方，她富有的哥哥就住在那个地方。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肯定会照顾他们，确保生病的妹妹得到最好的医治。克劳斯纳一家定居敖德萨的1885年，他们的长子，我伯祖约瑟夫是个十一岁的神童，天性勤奋，酷爱希伯来语，渴求知识。他似乎更像自己的堂兄弟特拉凯头脑敏锐的克劳斯纳，而不像其先祖奥尔凯尼基的农民和马车夫。他的舅舅，崇拜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门纳海姆·布拉兹宣称，小约瑟夫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并资助他读书。可他弟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在他们搬到敖德萨时只有四岁左右，有些难于管教，是个情绪化的孩子，很快便显示出与祖父和爸爸那些乡野克劳斯纳相像的倾向。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自幼喜欢长时间待在外面，观察人们的举止，体味并感受世界，一个人待在草地树林里，陷入重重梦幻。他活泼，慷慨，善良，人见人爱，大家都称之为祖西亚或者兹赛尔。那就是爷爷亚历山大。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叔祖比扎莱尔，以及三姐妹索菲亚、安娜和达丽亚，他们都没有来成以色列。
我目前能够确信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索菲亚是文学老师，后来做了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安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达丽亚，或者说达沃拉，试图在革命后与丈夫米沙逃到巴勒斯坦，但由于达丽亚怀孕，被“扣”在了基辅。克劳斯纳一家刚到城里时，尽管有兴旺发达的门纳海姆舅舅，还有布拉兹家族在敖德萨的其他亲戚们帮忙，但一度非常艰难。马车夫耶胡达·莱夫，一个身强力壮、热爱生活、好开玩笑的坚韧之人，不得不用尽积蓄购买了一个不通风的小杂货店，来维持不牢靠的家庭生计，之后身体渐衰。他思念开阔的平原、森林、雪原，思念他的马和车，思念他所离开的立陶宛的乡村客栈和河流。几年以后，他一病不起，不久死在他蹩脚的小店里，年仅五十七岁。他的遗孀拉莎凯拉在他死后活了二十五年，最后于1928年死于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正当约瑟夫伯祖在敖德萨、后来在海德堡追求辉煌的学业时，爷爷亚历山大十五岁那年辍学，做点小生意，在这里买点什么，又到那里贩卖，夜里写下激情澎湃的俄文诗歌，贪婪的目光投向商店的橱窗，投向一堆堆瓜果、葡萄和西瓜，投向淫荡的南方女人，匆匆赶回家中写下另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而后又在敖德萨的大街上转一圈，小心翼翼打扮得十分入时，像成年人那样抽烟，黑胡子仔细地打过蜡。他有时到港口尽情观赏轮船、装卸工和廉价的娼妓，不然就激动地观看一队士兵伴着军乐列队走过，有时他会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不管拿到什么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决意不去和长兄的手不释卷较劲。
与此同时，他学会了怎样和知书达理的年轻女子跳舞，怎样喝上几杯白兰地却依然不乏睿智，怎样在咖啡馆与人结识，怎样讨好小狗，为的是取悦女士。他在敖德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转悠，好几个民族的风格使这个港口城市带着浓烈的异国情调。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向女孩子献殷勤，做点小买卖有时也赢利，坐到咖啡馆的角落或者是公园的长凳上，拿出笔记本写首诗（四节，八韵），接着又开始转悠，在尚无电话的敖德萨，给热爱锡安协会领袖们做不计报酬的童仆——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拿来急件，送到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处，要么就是从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那里送到爱说俏皮话的比阿里克先生或者是门纳海姆·尤西施金生那里，或者是从尤西施金先生那里送到利连布鲁姆那里。当他在休息室或者大厅里等待答复时，反映热爱锡安运动精神的俄文诗便在他的心中涌起：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素玛瑙和水苍玉，雄鹰兀立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天空在头上闪烁着七重天的光彩。他甚至写致希伯来语言的爱情诗，赞美它的优美和乐感，阐明他永恒的信仰，但都是用俄语。（甚至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十余年，爷爷也不能完全掌握希伯来语，直至临终之际，他讲的是打破各种韵律的个人希伯来语，在写希伯来语诗时犯可怕的错误。在他去世前不久，给我们寄到胡尔达基布兹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非常亲爱的孙儿重孙儿们，我非常非常念你们。我非常非常你们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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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14）
小说
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奶奶施罗密特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前年流行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去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究竟飘着的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爷爷亚历山大对我莽撞的话语大光其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 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竟然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奶奶施罗密特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有集中营和刽子手！”“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
鬼知道！”“你不想再看见它吗？”“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一天，令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的一个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 “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的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伸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过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然而不总是这样。
一次，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的照片。当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话说敖德萨，爷爷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时，爱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罗密特·列文。施罗密特喜欢舒适的东西，喜欢上层社会。她热衷于款待社会名流，与艺术家交友，过“文化生活”。那是场可怕的恋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萨诺瓦大八九岁，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