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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爸爸向我揭示出所有的人生真谛。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加隐瞒。他开始引我探究图书馆迷宫的内在秘密：暴露出主要交通干线，也暴露出条条林中小道，令人头晕目眩的风光。它们千变万化，差别精微，想象奇特，像颇具异国情调的大街，有大胆的组合，甚至异常古怪之念。书籍可以按照主题分类，可以按照作家名字顺序排列，按照系列或者出版商排列，按照年代顺序、按照语言、按照题目、按照领域，甚至按照出版地点排列。不胜枚举。于是我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秘密。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道路。任何事情均可根据不同的乐谱和逻辑，以其中某种形式发生。这些并行逻辑按照自己的途径保持和谐，自我臻美，与众不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连花费几个小时重新整理我的小图书馆，我把这二三十本书像一包卡片那样颠来倒去，按照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重新组合。我从书里学到了布局艺术，它并非出自书中所写内容，而是出自书本身，出自书的外表。我学到了在允许与禁止之间、在合乎常规与异乎寻常之间、在标准与古怪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无人烟地区和忽明忽暗的地带。这一课从此一直陪伴着我。当找到爱时，我已经不再是生手，我已经懂得有各式各样菜肴，有高速公路和风景线，还有人迹罕至的偏僻小路。有些允许做的事情几乎成为禁忌，有些禁忌又近乎允许。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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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5）
偶尔，父母允许我把书从爸爸的书架上拿到院子里掸掉灰尘。每次不得超过三本，这样才不至于把位置搞乱，因此每本书会回到其合适的所在。这项任务艰巨而惬意，因为我发现书尘气息让人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有时忘却了自己的任务、职责和责任，在门外一直待到妈妈焦急起来，打发爸爸执行营救使命，查明我有没有中暑，有没有被狗咬伤。他总是会看到我蜷缩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沉浸在书中，双腿蜷曲，头歪向一旁，嘴半张着。爸爸半生气半慈爱地问我怎么又这个样子，我过了会儿才缓过神来，像溺水者和眩晕者那样，缓慢而勉强，从无法想象的遥远所在，来到这满是日常杂务的尘世中来。整个童年，我都喜欢排列东西，把它们打乱，而后再重新排列，每次排列都有一点区别。三四个空蛋杯能够变成一座座堡垒，或者是一群潜水艇，或者是雅尔塔会议上超级大国的首脑集会。我有时会搞个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闯进没有秩序的混乱领地。这当中有某种无畏，令人振奋不已。我喜欢把一盒火柴倒在地板上，试图找到无限可能的一切组合。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大型欧洲战区示意图，上边别有别针，并插有五颜六色的小旗。每隔一两天，爸爸就会按照无线电新闻广播移动这些别针和小旗。我则建造着类似的私人现实世界：我在灯心草垫子上布下我自己的战区示意图，我虚拟的现实世界，我把军队分布在四周，施行夹击运动和声东击西的战略，攻克桥头堡，侧翼包抄敌军，签署战术撤退命令，而后举行战略突围。我是个对历史着迷的孩子。我尝试纠正将领们过去犯下的种种错误。我重新打起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役，从提图斯军队的魔爪下解救耶路撒冷，把战役推向敌人的土地，把巴尔·科赫巴的军队带到罗马城墙，迅猛拿下古罗马圆形剧场，把希伯来人的旗帜插向朱庇特神庙。这一切完成后，我把英国军队中的犹太特种部队搬到公元一世纪和第二圣殿时期，两挺机关枪竟然把哈德理安和提图斯那可诅咒的精湛兵团打得落花流水，我陶醉其中。一架轻型飞机，一个管工（吹笛手），就能使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屈服。我把马萨达卫士注定失败的战斗，转变为犹太人借助一座迫击炮和几枚手雷而取得决定性胜利。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许许多多。城市遭到毁灭，重建，再毁灭，再重建。
征服者一个个接踵而至，统治一段时期，留下几座城墙和高塔，在石头上留下几道裂缝、些许陶器碎片和文献，而后不见了踪影，如同薄薄晨雾在山坡上消失。耶路撒冷是个上年纪的慕男狂，她把情人们一个接一个榨干至死，而后打着哈欠把他们从身上抖掉；是黑寡妇球腹蛛，当配偶还在和它交配时就将其吞噬。与此同时，在世界另一边发现了新大陆和岛屿。妈妈经常说，你生得太晚了，孩子，算了吧，麦哲伦和哥伦布已经发现了面积最大的岛屿。我和她争辩。我说：你怎么能够那么肯定？毕竟，早在哥伦布之前，人们就以为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没有什么等待发现的了。我在灯芯草垫、桌子腿和床之间的空档，有时不只发现不知名岛屿，还会发现一颗颗新星、太阳系、整个银河系。要是我进了监狱，我将失去自由和一两样什么东西，但只要允许我拥有一盒多米诺骨牌、一包纸牌、一盒火柴或者是一把扣子，我就不会因无聊而受煎熬。我会终日排列、再排列，将其分开，再聚合到一起，组合成一件小作品。这一切或许是因为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
我没有兄弟姐妹，朋友寥寥无几，他们很快就会对我感到厌倦，因为他们要打斗，适应不了我游戏中的史诗般节奏。有时，我星期一开始做新游戏，星期二整个上午在学校想出下一次行动，哪天下午来那么一两次行动，其余的留给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我的朋友们对此颇为反感，出去到后院玩追人游戏，而我则日复一日地继续在地板上从事我的历史游戏，运送部队，包围城堡或城池，大破敌军，势如破竹，在山区展开抵抗运动，袭击堡垒和防御工事。解放，接着重新征服，用火柴棍儿延伸或者缩小边界。要是大人误闯了我的小领地，我就会宣布绝食或是停止刷牙。但是最终审判日将会来临，妈妈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灰尘，会把一切统统清除，轮船、部队、都城、山峦和海岸线，整个大陆，如同原子核大屠杀。九岁那年，有一次，一个名叫尼海米亚的大叔教给我一句谚语，“恋爱如同打仗”。我那时一点也不懂得爱情，只是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爱情与被杀害的印第安人之间有种模模糊糊的联系。但从尼海米亚大叔的话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欲速则不达。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意识到，我大错特错了，至少从交战角度着想：在战场上，速度据说绝对至关重要。我的错觉大概来自尼海米亚大叔本人行动迟缓、不好变化这一事实。他一站起身，就几乎不可能让他再次坐下，一旦就座，就不能让他站起身。他们会说，起来吧，尼海米亚，求你了，真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已经很晚了，起来吧，你还要在这里坐到多会儿呢？坐到明天早晨？坐到明年（下个赎罪日）？坐到弥赛亚来临吗？他会回答说：至少。接着他有所反省，挠挠自己，羞怯地暗自微笑，好像摸透了我们的把戏，加了一句：一切都逃不出我的眼睛。他的体态仿佛像尸体那样总保持着最后的自然状态。我和他不同。我绝对非常喜欢变化，喜欢不期而遇，喜欢旅游。但我也喜欢尼海米亚大叔。不久以前我找过他，但在吉瓦特肖尔墓地没有找到。墓地扩大了，渐渐远去，很快将会与贝特尼库法湖接壤，要么就与莫茨阿毗连。我在长凳上坐了大约有半个钟头，一只执拗的黄蜂在柏树枝桠间嘤嘤嗡嗡，小鸟把一个词重复了五六遍，我目光所及只有墓碑、树木、山丘和云朵。一个身材苗条的黑衣女子头戴黑色头巾从我面前走过，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偎依在她的身边。孩子的小手指紧紧抓住她的裙边，二人都在哭泣。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时间大概是晚上五点或者五点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风夹杂着雨水抽打着紧闭的百叶窗。爸爸妈妈去了钱塞勒大街和玛拉、斯塔施克·鲁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的拐角。他们向我保证在八点钟之前，最晚不超过八点一刻或者八点二十回到家中。即使他们晚回来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只是和鲁德尼基一家在一起，离家不过十五分钟路。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养孩子，却养了两只波斯猫，名叫肖邦和叔本华。客厅一角还有个笼子，里面装着只老鸟儿，都快要瞎了。为防止鸟儿感到孤独，他们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鸟，那只鸟是玛拉·鲁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两根当作鸟腿的木棍，再加上彩纸翅膀，并点缀着真正的羽毛。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结果。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确定它们最初是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着变化。要么就是，不要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顺便请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得见流云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得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要么就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