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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虬髯（胡子），而诗人则给小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二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虬髯，但我的确在约瑟夫伯伯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冲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要么就是因为他两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要么就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剃须水或者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要么是教授，要么就是博士。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与我们时代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现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和阿格农等作家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汉气、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新黎明的先行官，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向阿波罗膜拜，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
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迪主义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他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迪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尼辛、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感觉礼貌而冰冷。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谁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深处。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至于阿格农先生，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居住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誗①尤里·尼桑·格尼辛（1879—1913），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希伯来语小说家。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它位于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部，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叫塔里比的一个人的庄园，巴卡阿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爱与黑暗的故事（7）
（／／小｜//说//网）
我们午饭后出去漫步，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阿什肯纳茨穷犹太人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