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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宁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大电影美术师。小宁的母亲是制片厂负责组织剧本的编辑组长；多年和我母亲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经历也与母亲相似；只比母亲大几岁。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了。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被关着。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曾是鲁迅的学生；创作新美术；早就是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以后；不做官；又拾起画笔。他所设计的电影；美术上的风格、功力；是大师水平。这一对夫妇；极刚烈。小宁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的孩子。小时候；两人都很胖；可爱；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猫头；白的叫了小清。小宁就是猫头；小我三岁。
等我进去时；阿姨的尸体已经被这一对兄妹放了下来；一个抱着腿用力向上推；另一个站在椅子上解开绳索；我们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脸上蒙了一块白纱巾；取下之后面色安详。这是有准备的自杀。小宁在头天晚上曾经上了闹钟；六点钟时；闹钟准时响了；惊醒的小宁看到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母亲却已不在身边——她前夜要求两个孩子与她同睡一床。——那盏台灯正与门相对；淡淡地照亮了外边的房间；雕花的梁下；悬挂着她的身体。她似乎预先想过孩子们怎样看到自己才不至受到惊吓；所以蒙上了那块白纱巾。梁下的小桌上；放着从外衣上取下来的毛泽东的像章和小红书；隔室的灯光映在像章上；渗出淡淡的红光。
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大约一两个月以前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小清急急跑来；说母亲酣睡不醒；而她一早就该去上班的。我母亲当时在家；连忙走过去看；果然不对；送到医院；判断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小宁把闹钟上到六点；就是担心母亲再度饮药。若果然；还可以救。他是不动声色而有主意的孩子；却没有想到投缳吊颈。他只有十三岁；小清十二；而母亲去意己定。她第一次被救转来；我母亲曾反复劝慰；要她想长远些。她表示了；做过一次就不会做第二次；又说；要我母亲把过去的事情和小宁、小清讲一讲。母亲以为她不过一时轻生；没想到她的话竟就是托孤了。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带回来好多食物；让小宁叫了我和妹妹；还有其他父母不在的孩子一同晚餐。晚饭很丰盛；除了饭菜；还有很热的汤。她很高兴；常常开心地笑；不断把菜夹到我们碗中；大家都吃得暖和；如同喝了酒。她站起来添煤；炉火红红地照亮了一张脸。她说；将来要带小宁和小清到新疆去找舅舅；就是种地也不做电影了。又说；凯歌你最大；爸妈不在；要照顾其他人。我们离开时；已近午夜；临走；她给我们每个人的衣袋中都塞了一把糖果；是那种用玻璃纸包了的；很韧、又很软的水晶糖。她推门走出来；在清白满地的月光中笑着；点点头。
这是告别的晚餐；要走的却是主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生为他乡的人是有的。当大家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轻易地找到了那扇门。她剪断了生命；连同烦恼一起。她在诀别时谈笑自若；是为了使我们不至生疑；还是为了最后一次重温生的快乐？她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是说生活仍有甘饴；还是实在无物可赠？她和孩子们共进晚餐；是为了相信生命；还是为了正视死亡？她在寒冷的冬夜万籁俱寂的黑暗中；于世界；于人生；可曾想到过什么？至少；可曾顾念一双孤幼的儿女？——也许；什么也没有想。有人说她自私；但是；在那个有太多的人苟活的年代；人们真的有权利批评她吗？
我突然明白；区别生和死；只需要一瞬间。现在她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温暖的毛毯；身体却渐渐凉了。院子中几乎没有成人；我们几个孩子打电话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的时候；天正破晓。我们抬起她；都有些惧怕——软而沉重。司机大声说：“怎么这样抬病人？”他走过来帮忙；手触到她的身体；这才瞪圆了眼睛：“死人啊？！”十分钟以后；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恳求医生抢救；医生冷冷地看着我说： “——她是怎么死的？”话只问到这儿；意思却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杀者吗？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去抢救一个自绝于党的人吗？他转过身；走得似乎很远了才又回过头说：“她已经死了四个钟头了。”总得有一件事作注才会明白一个词的真意；那天早上；我只想干嚎；这时候；明白了绝望是什么。死去的阿姨没有遗言。
五年以后；我在同一座医院里；俯身看着小宁的父亲。他喘着气；说：“凯歌；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他笑了。这微笑让我记起他妻子最后的微笑。他在第二天早上逝去。从此；小宁担起了父亲、母亲、兄长的责任。他做了车工；养活自己和妹妹。后来迷上了摄影；却终于没有机会拍摄电影；可我知道；他的才能；很大。后来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学摄影系；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份昂贵的学费来。我两次在东京见到他；一次比一次瘦；而且掉了一颗牙齿。记得在国内；他常常和衣而卧；因为没有时间好好睡觉。他帮所有人的忙；不管是谁；只要求到他。但他知道谁是他的朋友；也知道他是谁的朋友。他曾是富裕人家的爱子；家事突变后却从不诉苦。终于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阿姨；我不舒服。——指了指心脏。在母亲的强迫下；这一次他睡了很久；醒来时脸色像个婴儿；笑了。他有时买一斤巧克力糖；很贵；然后坐在放在屁股底下的双手上；看着小清一粒一粒地吃完。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小清成了画家；去了美国。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远不会懂的。我虽是他们的朋友；却总觉得在生活中无法接近他们那突然被改变了的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他们作为人本身。小宁是我见过的人群中的最优秀者；他已经把属于他自己的能力发挥到尽头；却仍然不见命运对他垂顾。
我的母亲也在不久前逝世。逝世时阳光很好；也是清晨；也是冬日。她在生前饱受病痛煎熬；在垂危之际看到一只晴日里的乌鸦；是中国人所不喜欢的。她却低低地说：乌鸦也是鸟；而且是北京的鸟。这一天是一九八八年的最后一日。
g的父亲死后；正逢冬季；煤炭部的造反派却及时取消了煤的供应。两层楼房的住宅中只好用小煤炉取暖；实际效果不过聊胜于无罢了。全家心境的凄苦绝不仅仅因为寒冷。一日晚饭后；剩了一些包子；放在橱中；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见了；举家惊疑。k说；是爸爸回来吃了。这时大家才觉出到处是死者的气息和遗迹；对于k的话；几乎相信了。直到长子承认包子是他前夜下楼吃了；全家人才头一次破颜一笑；越加睹物思人。
张家的命运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这件事就是k的婚姻。k；生于一九四四年；因盟军攻克北非洲而得名。她是张家唯一的女儿；进城时不过五岁；深受父亲的宠爱；自此一帆风顺；到“文革”时；已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她青春一度；皓齿艳唇；爱笑；爱动；矫健；兼备女儿的美丽和男儿的性格；后者也许是生于战争的缘故。她坦白宽广；又急躁任性；事事必得；颐指气使；不饶人；不让人；根本却极善良。譬如火焰；暖人；也灼人；非深知不能和她作朋友；作了朋友；又受她不了。家破人亡之后；她还能时时大笑；豪迈乐天；和她弟弟的儒雅沉静；有表里之分。k的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其父是“林彪集团”的大将之一。这一对夫妻之间起初未必没有真情；尽管k对我说；她的结婚确有解救家庭厄运的意思。这个婚姻的结果是使k的兄弟们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军人；家庭的状况也确实改善了。也做了军人的k成了某首长的秘书；婚后得一女。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之前；两年之间；似乎又家风重振了。
林彪乘飞机出奔；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k的丈夫也被牵连；关进牢房；接受审查。k起初无事；她通过秘密渠道与丈夫保持通信往来；除鼓励关心、嘘寒问暖；克尽妻子责任之外；有对时事的怨言；也是难免的。这在夫妻之间； 本属自然。两人相约；信件阅后销毁。k照办了；丈夫却将她的来信细细地缝进了棉衣。
k的丈夫；我始终没有见过。但其人的霸蛮；却有所闻。k自己说；他和生母发生口角；可以将腕上的手表除下；猛掷过去；其母侥幸躲过；背后的镜子却被击成粉碎。这样的脾性自非一日所成。待到成为管事的官员；怎样对待同僚和经手的事物；也就不难想象。他的存在；全靠乃父的权势。他和权力之间；犹如衣服和衣架；衣服在时；错认为“我即衣服”；衣服不在；所能幻想的也不过衣服的复得。自身是否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这类人的可怜处。所以；他会越狱潜逃而且成功；不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发之后；有白色床单从数层楼高的窗口垂下；在冬夜的风中飘扬；估计高度；他须从约摸二层楼纵身跳下方能落地；更使人们大吃一惊。
他原是罪名未定而先被捕；起初并不关在正式的监狱；却在北京市内一座军队医院里；病房权作了囚室。由于是重要案犯；没有行走的自由；每日的饮食有专人传递；负起这个责任的是年轻的军队女护士。父亲罪行重大；自身前途未卜；罪与罚织成一片噩梦；烦乱骚动；加之不自由的身体又正年轻；狭小的斗室刺激了想象的胀大；寂寞时传递的就不仅是粗糙的饮食；时间久了；门外人接受的也就不仅是餐后的空碗了。但是；门是始终紧锁着的；即使送饭的护士也没有钥匙。情欲眼看无法宣泄；却越发高涨起来；终于达到极点。
他关上灯；打开窗户；小心地把床单系在窗边；用力拉了一下；很结实。他看了看下面冬夜的街道；没有行人。他的身体跨出窗口；抓紧床单；慢慢向下滑去。在尽头他才发现地面还远。他悬在空中；心跳得像一面鼓。酸软的手渐渐没有知觉；自然地松开来。落地的瞬间他才意识到；他回不去了。床单太短——他在计划时竟然没有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