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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不休的中、印边界爆发战事；来自四川省的军队越过西藏高原；一举击溃了印度陆军。同年；解放军又在东南沿海歼灭了蒋介石派遣的武装分队；并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一九六四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先生下台的同时；中国在西北地区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大体与人民共和国一同生长的少年们第一次看到了沿街散发的号外和胜过节日的狂热人群。所有这些成功；都是通过人海式的群众运动实现的；“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类口号更多地出现在宣传中。在林彪元帅推动下；群众运动的胜利被归功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但是“顶峰”；而且五百年才出现一次。如同中国的古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开始稳定；人们至今对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之间物品的丰富和低廉的物价记忆犹新。一九六五年纪录国庆实况的影片中；在毛泽东出现之前；有一个由广场摇到天安门城墙的长镜头；在容纳了一百万人的空间中；竟可以清晰地听到城楼上八面红旗飘舞的声音。接着；《东方红》就在礼炮声中响彻了广场。入夜；手擎红旗的人群在静默中踏出大军行进般的步伐；通过原西方国家使馆所在地——西交民巷；涌向天安门广场；不久；天空中升起了焰火礼花。
这是盛世景象。
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九六五年；一首早就代替了五十年代流行的“好一朵茉莉花”的革命歌曲；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原话：“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一九五二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于是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家里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她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一九五o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惟一一人。其后的三十九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同父母告别时；她二十一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啼哭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我起了名字叫做“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点八米；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一九八八年）；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她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子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的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看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头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女；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是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被逼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二十二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 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地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我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一九五八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四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一九六六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仅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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