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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很多年过去；我的一位朋友；台湾来的；说她看见中国大陆的乘务员如何在火车上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位父亲；以为这样一来那孩子便永远无法做人时；我不禁苦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片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三十一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的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些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便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惟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而张晓翔的眼中却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早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门外；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掉；满地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 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地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在想些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个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呆在监狱中；不知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那同学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离我们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六十六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也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