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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根据梁氏后来的报导，《国父年谱》（一九六五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页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识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此公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非可相强也（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孙公却正是袁公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他对袁公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列强（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着。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的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的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发表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画也。
袁氏派孙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乃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的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作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帐之处。语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耸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向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帐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虽然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大陆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决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二○○○年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六．八万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二四五○亿元，营业里程：七万公里”，载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费国币，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车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他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艺儿，他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