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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b342。511 c44及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ed states，1914。 pp。 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partisan）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等于是后来国民党政权中，汪、蒋合作时期的林主席；和在共产党政权中作橡皮图章的人大委员长。）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和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页三四～三五）。
〖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柯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这位生就帅哥而好色的柯大总统，由于行为不端，偷鸡摸狗，被国会内的右翼共和党卯上了。他们借口总统在大陪审团之前说谎和作伪证，犯下宪法规定应受弹劾的重罪，要赶他下台。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是七十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制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钜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这就是我们孙文主义里面的监察院，和美国立国哲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验主义，也是邓小平“黑猫白猫”哲学，在政治上的实际而有效的运用。不幸近二十年来，风向右吹，最高法院、国会，和独立检察官，都被极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们对一个民主党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总统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恶痛绝，而无如之何。正好这位帅哥西门大总统，又好色过度，就被独立检察官史达捉了奸。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乃以此为借口，来把这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斗垮、斗臭。史达的权力，本极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权，而夫人又着意维护的好色总统，婚外奸情，原属不易。谁知这个为极右势力盘据的最高法院，不顾国家荣辱，和宪政原则，竟与史达通力合作，赋与史达一切权力，把总统奸情，查得须眉毕露；也把自己国家的元首，变成全世界媒体上所共赏的西门庆，成何体统。如今更让众院投票政客，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个美国潘金莲的亵衣之内，并将这位淫荡的莫妮卡，捧上千万富婆的宝座，向全国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话了……简言之，这也是民主国家三权失调的政治斗争中，走火入魔的怪现象。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今后那个独立检察官的偌大权力，肯定是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pragmatism（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andrew sullivan，“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1998。 pp。 46ff．〗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defender）。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keye speech》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advice），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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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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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